我从来都没觉得我妈妈是个作家，我觉得她就是我妈妈。我知道她写作品大约是在1945年，她写《关于女人》的时候，那时妈妈辞去了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家里就靠爸爸一个人赚钱，而爸爸又得了肺炎，几乎都要死了，不巧那时我们家又被盗了，本来还有架打字机准备拿去当铺当的，结果也被偷了，妈妈没办法只好写文章来卖钱。

妈妈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感触最深的是从小妈妈就教我们要真、做人要真，要说真话。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从小跟妈妈呆在一块儿时间最多，也是得到母亲最多的爱的一个孩子。小时候妈妈常给我讲故事，常带我到歌乐山去欣赏大自然，然后总告诉我应该热爱小动物，说它们既然是有生命的东西，就应该有机会在这个世界上幸福地生活。小时候我特别顽皮，人家也说我的性格有些像男孩子，特别喜欢在外面玩。有时候我逮着蝴蝶儿，或是小虫子、小麻雀，妈妈总是说：“你把它放了吧，它妈妈可能在等它哩。你要不放了它，它妈妈可能会着急的。尤其是天黑了，你要是在外面没有妈妈，你会是什么感觉呢？”我略大一点的时候，看见打日本回来的兵，缺胳膊短腿儿的，我就问妈妈他们为什么没有手，妈妈说他们是打了日本鬼子以后伤了回来的。大约受妈妈的影响吧，我觉得对他们特别同情。那时正好我在的小学要募捐，我是募捐最多的一个。我有一个小男朋友，几岁的小男孩儿，名叫马歌乐，特别喜欢我，而他家是大地主，我就到他家去募捐，募过一次后还去。他们说吴宗黎(我小时候的名字)已经来过了，我说不行，我的钱太少了，我还要募，我说你们家有钱你们就应该多捐。当时我觉得那些兵为国家负了伤，我就应该这样做。

我9岁时我们一家到了日本，当时我曾把在日本的中国孩子组织起来，天天出去打日本孩子，当然现在反过来想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想法。其实在国内我自己并没有直接受过日本的什么祸害，当然轰炸还是有影响的。但我还是天天带着小药箱，骑上自行车，充当孩子头，看见日本孩子就打，刚开始妈妈不知道我出去是干这个，后来知道了以后就批评我，并给我们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受了苦，日本人民也受了苦，你们打日本孩子是不行的，当时日本供应很紧张，实行配给制，许多人吃不饱，穿不暖，妈妈就请她的一些威尔斯利的同学每礼拜四到我们家吃一次午饭，吃了午饭还做了一些东西让他们带回家。

在妈妈的影响下，我慢慢改变，不打日本孩子了，但一开始我拒绝学日语。妈妈那时也不愿意送我们去日本学校，因为对于日本人，她当时是有想法的。甚至在今天，尽管是中日友好协会的理事，有时看见日本国旗时，气还是不打一处来。妈妈也不愿意我们去美军学校，因为美军学校品德不太好，有的小女孩儿很快就怀孕了，是大兵的孩子。所以妈妈就把我们送到了圣心女子中学，那是天主教会办的，对女孩子管教比较严，每个人都穿着制服。

在日本的几年，我觉得我听到的、我看到的，还是有一种比较强烈的爱国主义的东西的。尽管我父亲当时还在国民党政府工作，但我们家已经有《人民日报》了，都放在楼上，偷偷地看。所以我从小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共产党并不可怕。在日本、美国人的宣传中一提到共产党，就是坏的，人家也怕；一听到你是中国人，马上就举起手。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却感到共产党是好的，毛主席是好的。

同时，我也觉得国民党特务在监视我们。小时候我和姐姐不一样，姐姐比较爱念书，我却什么事都爱听，都爱问，都爱管。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国民党员，像是特务，到我们家来，到我爸爸书房去翻。我记得当时书房里有一本Amma Louise Strong写的《Three Years In Moscow》。那人就去翻这一本书，我说：“你不要动我爸爸的书！”当时我可能觉得莫斯科就是跟共产党有关系吧。此外，还有一点很深的感受是，父母一直教育我们要热爱自己的国家。当时在日本，我正好12岁，姐姐15岁，我们所有的供应都是美国的，看电影是美国的，上学校是教会的，美国的文化，美国的价值观念，我觉得在我身上是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的。因此爸爸妈妈特别怕我们忘了自己的祖国。后来耶鲁大学请我爸爸去教书，他们更怕我们到了美国以后成了没有祖国的孩子，所以说决定把我们带回国来。“文革”中批斗我的时候有人问我说，吴青你怎么看你爸爸妈妈？我说我爸爸妈妈顶多只是有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你要说他们不爱国不爱社会主义，那他们带我回来干吗？后来便说我划不清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