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我妈妈也讲过：我们家的孩子，这样的界限是划不了的。我觉得我妈妈是很注意家庭这个小细胞的，家庭成员之间就是要互敬互爱，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后来妈妈也对我说，在关键时一个家庭对一个人自杀不自杀是起很大的作用的。“文革”中，我妈妈受到了她这一生中前所未有的冲击，我们家被抄了，中央民族学院所有被抄的东西都归到我爸爸妈妈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尤其是谢冰心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上。什么旗袍啊，丝袜啊，高跟儿鞋呀，珠宝呀……我妈妈从来是不太穿不太戴的，然而全都存在我们家。有一个礼拜，我妈妈脖子上挂了一块小黑板，站在门口，里面是展览。站了有一个礼拜，有的人还打过她。这是妈妈的一生中第一次遇到过的。但这时我们家互相支持，使得我们一家挺过来了。从中我也深深体会到我妈妈的话，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爱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一个人说真话是很不容易的。我说真话挨批，我爸爸说真话被关进了牛棚。1957年他所以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说了三条：一条是说中国不能一面倒，完全相信苏联也不行；第二条是讲南斯拉夫的道路不能完全否定，它有对的一面；第三条是讲民族学院的一个总务长以权谋私。后来就说我爸爸带头向党进攻，就成了“右”派。我觉得我爸爸这个人是很纯真的，从我爸爸妈妈的结合上也能看出这一点。妈妈是19岁出名的，从此以后有很多很多名人都追我妈妈，但是我妈妈都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恭维我妈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好听的话，但我爸爸却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不恭维我妈妈的人。他每次都问我妈妈：你看过这些书吗？我妈妈说没有。我爸爸说那你到美国真得好好学习，真得将这些书好好看看。当然我们后来跟爸爸开玩笑说：爸爸有着独特的追求我妈妈的办法。我爸爸是学社会科学的，他很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在给我妈妈的书中，在爱情的下面，他总是拿红线划出来，他就是从这种角度追求我妈妈的，所以后来我开玩笑说爸爸很狡猾，但他确实是很纯真的一个人。爸爸当时要向妈妈求婚，需要得到她爸爸妈妈的允许。于是就给妈妈的父母写求婚信，他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写，表述他对婚姻的看法，说明他们两个为什么要结合，这封信是妈妈帮爸爸改的，实际上也等于是他们俩的“合谋”。所以我觉得我妈妈的“真”在选择我爸爸这一点上也体现了出来。

妈妈有很多学生，她都很爱他们，她的爱总是“给予”。当时她的许多学生都是从农村来的，都很贫苦。比如萧乾，当时就很苦，妈妈帮他找了一份抄写工作；我爸爸的很多学生很贫苦，都是妈妈帮他们找工作的。他们长大了以后，妈妈又给他们做媒，他们订婚、结婚、生孩子、起名字，妈妈都要出来帮忙。记得爸爸当时带一个叫黄迪的学生写论文，黄迪老写不出来，爸爸问他为什么，他说孩子半夜老哭，弄得我没法写。爸爸跟妈妈说了，妈妈每天傍晚在给我洗澡之后就坐着洋车到黄迪家给他孩子洗澡。孩子洗了澡，睡好了，半夜就不闹了。我们家几乎是爸爸妈妈的学生的天地，有的哭着进来，有的笑着进来，或是因为失恋啦，与妻子吵架啦，或是添了孩子，取得什么成功啦……妈妈总是与他们分担忧愁、共享欢乐。妈有一些稿费，但经常都给了别人。如家里老保姆的女儿，上初中、高中、大学，都一直是妈妈资助的，像现在她常会收到许多礼物，经常是刚收到就给出去了，她总希望别人能和她一起分享这些礼物。

妈妈对名利是看得很淡的。有人问我妈妈为什么能活到90岁，我觉得这是因为她非常超脱，非常豁达。她现在觉得她什么都不怕了，她觉得自己不是为别人活，不是为名、为利活。她总是希望自己能多给社会介绍一些年轻的作家。有时我一回家，她就招呼我说，哎呀小妹，快来看这篇文章特别好。她总愿意把这些好的作品推荐出去。而且她认为一切年轻的作家都应当和外界多接触，因此有人一到我们家来，她总是向大家介绍说最近又出了某某青年作家啦，等等。她觉得今后的世界应该是属于年轻人的世界，而不属于他们。

妈妈对于我们做人有着很深的影响。她要求我们从小就要说真话，她最反对大孩子欺负小孩子，反对打架，而对于我们说脏话、说假话，她有一种独特的惩罚方法，那就是除了用肥皂洗嘴巴之外，还要给我们喝奎宁水，让我们不要说脏说、假话，因此我觉得现在要让我说假话还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