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索三 “金砖四国”、“远眺五国”等新兴力量显露头角，

形成对现有全球秩序的深刻冲击

2007年中国经济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高增长速度，印度和俄罗斯也有6%~8%的不错业绩，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已达一万亿美元。近几年国际社会热议的“权势转移”（THE POWER SHIFT），很大程度上与上述“金砖四国”的杰出表现有关。所谓“金砖四国”（golden bric），包括了巴西（BRAZIL，人口1.8亿）、俄罗斯（RUSSIA，人口1.5亿）、印度（INDIA，人口11亿）和中国（CHINA，人口13亿）。这四个在发展中世界和转型区域首屈一指的大国，人口之和占到世界总人口的40%以上，拥有巨大的新兴国内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雄厚的外汇储备，其经济规模占到全球GDP的1/6~1/7（汇率变化可以带来结果很大差别），四国共同构成全球最主要的制造业基地，同时掌握着强大的核能力（其中，俄国拥有几乎可以毁灭世界的核武器，中国是核俱乐部的正式成员，印度近些年已经研制成功核武器，巴西拥有南美第一个浓缩铀提炼中心），在各自所在区域拥有最大的军事力量；从政治上观察，它们有两个已经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另外两个有希望在不太久的将来占有安理会的某种常任席位（哪怕是不具备否决权的“准常任理事国”），分别是欧洲、东亚、南亚和南美举足轻重的地区强国，并由此构成新时代崭露头角的全球多力量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关键的因素也许是，它们都是广义上非西方世界的国家，有自身的独特文化思想传统和外交理念，明显表达出寻求独特发展道路的坚强决心和良好成效；比如它们都对政府的经济引导力有高的要求（尤其是工业政策方面），吸引内外投资方面比较成功。它们的成功，是对传统上“只有西方发展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之认识的否定。不过，冷静作出分析，它们的冲击与挑战并非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运转逻辑，它们的快速上升至多是接近而不是已经占据权力中枢，它们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重心”的左右，它们自身的改革及方向选择仍有相当多的不稳定成分，它们各自内部仍有广大的落后地区和贫困人口，它们在全球金融体系、科技研发、贸易规则、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国际组织和人权等领域仍然受制于西方、只能充当“配角”，连外交和战略上最强悍的俄罗斯，目前也只是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和受伙伴尊重，而不是企求造反、“另起炉灶”。即使在最容易赶超的经贸领域，哪怕是最乐观的估计，“金砖四国”只能说有可能在本世纪中叶跻身全球六大经济体行列，其国内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接近或超过西方七大国的总量。因此在现阶段，把这种冲击力主要定位在“潜在”的位置，是比较合适的。

2007年，在国际舆论和研究界，一个新的说法渐渐出现，即“远眺五国”正在成为继“亚洲四小龙”、“金砖四国”之后，来自发展中世界新的成长之星和潜力之地。所谓“远眺五国”，包括了越南（VIETNAM，人口8000万）、印尼（INDONESIA，人口2.2亿）、南非（SOUTH AFRICA，人口5000万）、土耳其（TURKEY，人口7000万）和阿根廷（ARGENTINA，人口3000万）这样几个国家，它们英文国名的首字母合在一起，组成了VISTA（英文有“远眺”、“眺望”等含义）。这些国家拥有类似“金砖四国”的几乎所有特点，虽然规模稍小、重要性稍弱、冲击力稍轻，却可能增强金砖四国已经造成的势头，加大对现有西方主导秩序的改造力度，因而值得重视和研究。比如，它们都是军事上的中等强国，对周边区域安全拥有较强的影响；它们地理区位十分重要，属于各自地区的战略要津；它们历来是世界大国成败的枢纽，因而也是大国联盟的重要目标。尤其是从经济成长角度观察，这些国家近些年来逐渐摆脱了各自重大历史负担的困扰和国际上孤立受困的局面，在政治比较稳定、社会比较安定的前提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和调整措施，特别是推行了面向市场和国际合作的开放政策，加上国内劳动力及自然资源丰富而便宜，民众消费水平快速提高，中产阶级迅速增多，对外资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与“金砖四国”相比，“远眺五国”和一批类似它们的国家，如南美的墨西哥、东盟的泰国、非洲的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等，虽然不拥有核武器、安理会在任或候选常任理事国席位等世界影响力，也没有前者那样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市场规模，而且在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社会安定性方面也略逊一筹，从而难于构成全球力量格局中大的中心，但它们却代表着发展中世界有希望的群体，在快速成长的背景下，与“金砖四国”加在一块，这些占有全球总人口的一半和发展中世界七成以上人口的国家群体，是世界经济中成长最快的部分，也是对现有秩序的不合理之处最希望也最有可能加以改造的力量，它们的崛起共同预示着21世纪前叶国际关系秩序的重大改观。

思索与探讨：冷静地分析，“金砖四国”和“远眺五国”仍有致命的弱点和软肋。不论它们的势头多么良好、有力，这些发展中世界和转型中的大国仍然没有根本上摆脱美国重心和西方主宰世界的框架；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基本规则依然是欧美国家为主制定的，全球贸易、全球金融、全球核框架以及全球主流媒体等，主要掌握在这些西方国家手中。发展中世界的大国与强国，其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可变性仍然很大，在国际机制中的发言权有限，不用说它们的科技创新能力、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素质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以及生活的精致程度，都有不小的差距。它们基本上仍然是过渡中的形态，不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或外交；“新兴的力量中心”，主要是从GDP、制造业、贸易量、自然和劳动资源储备等物流角度而言，一旦涉及科技的“高边疆”、外交的主导力、知识产权控制、各类制度创新以及话语权，“远眺五国”也好，“金砖四国”也罢，都远不如人意。何况，必须看到，发展中世界仍在分化之中，一些地区和国家状况持续恶化、战乱连连、内政无序，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边缘化，情况不容乐观。以“金砖四国”和“远眺五国”为代表的发展与转型中世界的真正崛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线索四 发达世界的软肋在“后9·11时代”尽显无遗，

世界秩序的主宰者面临更多的麻烦

欧盟国家在一系列主要危机后面扮演的角色，虽然有其积极作用，却不乏尴尬之处，凸显出欧洲作为全球力量格局一极作用的相对有限。例一：美国背后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为平台、欧盟三巨头具体操盘的伊朗无核化进程，在2007年充分表现了其无能为力。关键的角色不在对话状态，对话的欧盟三大国有名无实，国际原子能机构更像是一枚橡皮图章。例二：同样有欧盟、俄罗斯、联合国及美国参加的中东和平进程，虽然专门安排了英国刚刚卸任首相职务的布莱尔担当和谈特使，但正如美国国务卿赖斯坦言的那样：“真正的决定权在美国”。欧洲国家尽管有一些积极的设想，对于公正合理处理中东问题不乏突破性与建设性，但最终也无法突破美国/以色列特殊关系的障碍。

深究起来，欧美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危机的处理上所以取得不了国际社会期待的结果，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国家对待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多重标准：对他人严格，对自己宽松；对敌手严格，对盟友宽松；对一般国家严格、对超级大国宽松。核扩散及新型核武器的研制，最能说明问题：对美国是一重标准，对以色列、印度是第二重标准，对伊朗、朝鲜及那些“麻烦国家”则使用第三重标准。由此，全球核体系面临分崩离析的前景，一方面是各种禁令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是有核国家或追求核能力的国家日益增多。阿拉伯世界和拉美一些国家正是抱着有备无患的态度，悄悄进入了发展核能力的行列。在国际场合，不必说美国处处事事庇护以色列，人们也很难见到其他西方国家在公开场合对美国这个特殊伙伴的批评指责（连学术会议上都是如此），这种情形不断激发着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怒火，而这些国家政府“说了也白说”甚至敢怒不敢言的应对，更是让哈马斯或本·拉登这样的激进势力在广大穆斯林民众那里得到了日益扩展的受众面。

西方国家主宰的现存世界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在伊拉克危机的全过程得到一而再、再而三的验证。分明是美国等违反国际法、不顾联合国的威望，制造了伊拉克目前的困境，但国际社会却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大量伊拉克平民死亡的悲剧事件一再发生，而对占领军的撤出没有任何时间、方式及武力使用方面的规定和要求。在笔者看来，伊拉克危机好比一把标尺，时时精确测试出国际权力结构的力量、偏好、漏洞和危险所在。

欧美主导的国际秩序不止是政治和安全秩序，它的基础是美元为世界第一货币的国际金融体系和美国为最大贸易国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及在美国主持下、由西方主要大国共同建立的一整套国际经济和交换系统，如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核原料尤其是浓缩铀输出和管理的国际原子能组织等。但近一时期的各种危机表明，这套系统有大的漏洞与麻烦，处理不好将对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造成严重损害。以2007年影响巨大的两个事例证明上述观点：在这一年，有关后坎昆回合的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新一轮谈判，由于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的僵硬立场，最终仍然无果告终；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私的心态，使某些最发达的国家成为世界贸易新框架进展谈判的最重要障碍；类似的情况是，在2007年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的全球贷款及整个金融市场的强烈动荡，原因不仅涉及放贷部门的责任和华尔街、伦敦等地金融评级机构的煽风点火，在美国金融衍生产品领域出现的大量垃圾债券等直接的消极因素，也深刻折射出金元帝国及其附属势力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巨大漏洞，显示出对缺乏应对能力的广大不发达世界潜在的危险（类似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对冲基金对亚洲某些新兴经济体造成的伤害）。

从地区情况分别判断，美国比过去更多承受着“高处不胜寒”的各种孤独，核武器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对它造成伤害的阴影日益加深，滑向贸易保护主义和政治孤立主义的可能性比二战后的任何时候都更大，它与联合国等国际机制的关系也有诸多的难题与障碍，美国硬力量的继续强大的优势，同它的软力量持续下降、威望和控制力受到损害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美国自身行为与尺度的前后不一，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加剧它主宰的国际秩序的混乱失序。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的新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挑战》一书，深刻提示了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对于这个超级大国内部种族对峙的忧虑，把作者在十多年前发表的《文明冲突论》里阐述的观念从全球范围引入到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堡垒本身。这是一本极具预谋力的理论和战略作品，也是一部充满“基督教文明至上主义”的著作；外部世界的人很难判断，这样的观念最终是否将主导美国决策精英的思维，还是说，它仅仅是少数新保守主义理论家的难成气候之作。西欧传统上是现代社会和文明的主要发源地，现在仍然不断在科技领域、意识观念和社会体制方面有所创新，是人类走向新阶段的重要推动力之一；然而，像美国一样，欧洲也面临着更多的麻烦和难题，尤其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在国际发展潮流中竞争力的相对下降（相对于新兴经济大国而言）、外来移民的格格不入（北非、东欧新移民带来的冲击尤甚）、国内各种族之间误解与对立情绪的加深以及传统大西洋盟友关系在新的困难时期出现的摩擦，使得欧洲的声音受到削弱。日本仍然是一个摇摆不定的国家，它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对充当国际次要角色的不满以及国内经济长期的停滞不前、政治领导层的来回变动以及由此造成的战略设计短期化，都使得这个世界经济和科技第二强国一直像一个“跛足巨人”或者“非正常大国（借用日本人自己喜欢的说法）”。欧美日之间的矛盾看上去是可以缓解的，至少不会像“9·11”事件之后一段时期那么紧张，但它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仍将继续（如对待全球变暖和承担减排义务问题上美国与欧洲和日本的分歧，西方国家内部对待联合国改革的不同考虑及方案，中东和谈、伊拉克重建及伊朗核问题上西方列强的利益及态度差异，等等），但它们体制内部的深层次矛盾却没有根本解决的趋势，尤其是面对来自转型区域与发展中世界的新兴大国与挑战者的时候。这种矛盾决定了新旧秩序之间转换过渡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比如说，现有的主导力量并没有准备好面对不同文明与宗教之间的差异与摩擦；并没有想清楚和制订好允许新的非西方世界力量群占有国际权力结构位置的日程表；并没有确定如何消除国内不同信仰、宗教和民族之间相互猜忌的难题。这些都直接制约着21世纪最初几十年国际关系的走势，决定着权势转移的方向。因此，很大程度上，未来的欧美世界面对的是巨大的不确定局面，世界也因而面对着诸多的不稳定与矛盾。形形色色的变与不变，合作、理解与竞争、冲突，进步、正义加上误判、阴谋，这一切都将表现在未来一段时间国际秩序的舞台剧情里，造就无数让人们惊异的事变与走向。

思索与探讨：必须承认，今天的西方世界仍然是强大的和有活力的，它具备的优势与带来的好处仍然是明显的，其在全球范围的支配地位至少在可见的未来仍然是难以撼动的。实事求是地分析，二战之后建立的现存的国际秩序，以美国为中心，在建立联合国和防止武器扩散、维护国际稳定与和平方面，在建立国际贸易框架（GATT、WTO）和推进国家间经济及人员往来方面，在建立国际气候制度和难民保护制度、提升世人的环保意识和人权意识方面，在建立知识产权规则和促进科技发明方面，在建立全球金融货币体系、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和措施、促进财政综合手段辅助推动各国经济成长和国际交流方面，在改善本国百姓生活品质、发展教育事业和学术交往、促成国际学术共同体的生长方面，都有巨大的贡献及创新，均发挥了引导性、开拓性、主要管理者和监护者的重要作用，这些作用未来很长时间将继续带动世界各国和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同样明显的是，其他体系（不论是苏联模式或是非西方的各种道路）尽管有各自独特的创意与贡献，但由于各种原因，迄今为止很难与西方的能力、地位及影响力抗衡，因而要么失利、要么依附、要么仅仅做有限的抗争和改进。西方世界的力量与弱点，恰似一个硬币的两面：美国及其盟友越来越多地受到批判和抵制的，在今天的国际社会和多数国家那里，主要来自于这些强大支配性国家对于自身创建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公然违反，主要来自于它们对于业已深入人心、成为国际公认的现代规范与法理的多重标准与反复无常，主要来自国际关系与权力结构中“霸道”经常压倒“王道”的复杂微妙而多样的现实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