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索五 全球格局内包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其复杂性与可变性超出人们的想像

包括2007年在内的这几年，是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政治大选、更新换代的重要年份。如美国、俄罗斯即将进行的举世瞩目、拥有全球影响的总统选举，还有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和法国刚上台的新领导人展现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它们展示着与老一代人有所不同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双重博弈，反映政治交棒到新生代领导人后的磨合期征象，也带来全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诸多新气象。中日关系在安倍就任日本首相后出现的改善势头，法美关系在萨尔科奇担当法国总统后类似的变化，布朗首相接替布莱尔之后英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调整动向，以及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多少有别于前任施罗德的对华态度和对美方针，都是战后出生的这一代新领导人带来的大国关系调整动向的典型事例。在中东和阿拉伯地区，进入新世纪的这些年，同样有不少新生代的领袖正在或已经接班，如叙利亚、埃及、利比亚、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朗、巴勒斯坦等，几乎涵盖所有重要角色和热点区域，这些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或多或少表现出与自己的前任有差别的风格与政策调整意向，给区域和全球国际关系带来新的变化迹象。在另外一个方向上，即传统美国后院的拉美地区，近些年政治风向标一个明显的转向是更加“左倾”，新上台的不少政治人物，对超级大国的控制企图表达了更多的不满与抗争，这也是一个值得追踪的重要方面。

第三世界的情况仍然喜忧参半。首先看非洲和拉美地区。非洲大陆总体上看比前些年略为稳定，战乱与国内骚乱都有所减少，而非洲联盟为代表的非洲积极向上力量之间的合作与进步态势有所加强。不过，非洲仍然是国际共同体中比较弱小、相对边缘化的一块，占有全球国家总数近1/3的非洲国家，无论在经济总量、国际发言权、内部麻烦的治理、政治稳定性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哪个方面，都属于世界主要区域中最弱小的一支。最大的问题还不光是某些地区令人担心的战乱与族群骚乱或无政府状态，而是发展缺乏动力、始终没有亮点、在不同方向和模式里来回寻找和徘徊。对这一现实必须要有清楚的估量，非洲国家前面的道路依然漫长，总体上它们现在的发展前景并不比半个世纪前刚刚获得政治独立和主权地位时更让人看好。从全球格局观察，中南美洲区域依然没有根本摆脱“美国不稳定的后院”的形象。这片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块，始终未能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或发动机，仍是一种缓慢前行、动力不足的样式。除了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少数大国自身的努力与提升，其他方面和方向乏善可陈：中南美洲内部的一些纠纷（如秘鲁与智利之间主要的纷争，或巴西、阿根廷等拉美主要大国在宣传改革问题上的不协调），以及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高压态势（尤其涉及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有“左翼嫌疑”的国家政权），造成这一地区总体上的依附性位置。

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亚洲概念，仍然可以分成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不同的区块。在过去的一年，东北亚安全形势有所好转：首先是中日关系、韩日关系在安倍上台之后有了重要改善，使东亚这几个经济强国之间的合作动能大大加强；其次当然有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朝鲜与美国这对宿敌之间关系的缓和。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积极因素得到张扬的同时，并非不存在麻烦的一面，2007年尤其是台湾岛内政治生态险象环生，导致这个小地方的大麻烦；陈水扁在2008年选举之前施尽各种阴险手段，给两岸关系、周边稳定及中美关系以阵阵警报。南亚最令人捉摸不定，即便撇开巴基斯坦的危险形势不论，其他国家也有好坏各半的图景：“印度大象”保持了升势，尼泊尔比前几年稳定，斯里兰卡则继续动荡，人们很难用单纯积极或消极的词汇概括南亚一般的形势，它也许正是这一区域复杂微妙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形态的真实写照。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时日内，对中亚形势的判断不能脱离大国关系的角逐和所谓“三股恶势力”（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大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既能看到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复苏及中亚、西亚某些原教旨主义之潜在浊流的合流，也可以看到中国、俄罗斯以及上海合作组织（SCO）联合军事演习等行动对此的遏制；除此之外，经济贸易（包括石油管线方面）的进展有限，实在乏善可陈。总体上观察，亚洲虽不时扮演“四两拨千斤”的角色，却还算不上全球力量和政治的枢纽之地；这一地区内部分化组合的可能依然很大。

全球发展的不确定，还体现在世界经济的震荡前行上。2007年石油价格的大幅波动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反复震荡，尤其是8月间美国次级信贷市场危机引发的冲击波，显示出现有相关安排的结构性缺陷和深层次障碍：既有世人对美国经济及金融体制走向的担忧，也有对布什政府最后一年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前景的不确定，还有全球经济和发展本身存在的周期性、深层次矛盾的不时发作，以及超级大国自身在投资、信贷、储蓄和银行监管方面存在的重大缺失。不论人们如何从总体判断，危机和麻烦乃至爆炸性冲击的成分仍不至于逆转和平与发展的大局，以及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波浪式前行、螺旋性上升的态势，但矛盾的深刻性和难于克服却是显而易见的。欧美发达世界主导的全球化，同时包含机遇和风险，恰似硬币的两面，同时作用、相辅相成，人们无法简单分离它们。当你注意防范风险的时候，实际收获的往往是机遇的成分；一旦失去警惕，结果总是带来损失和沮丧。这是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包含的辩证法。

思索与探讨：不少专家发出警告，说美国巨大的而且还在膨胀的“双赤字”最终一定会出大问题，美元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正在走向瓦解，只不过由于美国的块头大、底子厚，加上它在军事上、外交上想方设法保护既得的利益和霸权地位，所以这个超级大国衰败的周期比较长、一般人觉察不到；另外的意见同样值得重视，那就是：现有国际秩序仍有相当的活力和创造性，存在不少有效的“减压阀”和“缓冲器”，美国及西方自身体制相对于其他体制和模式的优势仍然没有丧失。在笔者看来，世界目前存在的各种不确定，并不能给这样两种根本分歧与对立的观点作出“对”还是“错”的分明结论。目前的国际体系是一个过渡中的形态，它正在从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美国称霸及“一超多强”的格局，向着现在的分析者尚不知晓、没法判别的形态转换。研究者能够做的，是尽可能找出这里面包含的各种主要的不确定因素和影响分子，勾勒近期未来的前景。任何简单化的判断，不用说类似算命先生的大预言，都可能被实践所证伪；轻易制订和改变的所谓“大战略”是靠不住的，政治人物和公众媒体的各种判断和说法（不管多么高明）必然是有局限的。

线索六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不断加大，

同时面对更多的机遇与挑战

从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关系角度观察，2007年的中国继续高奏凯歌，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呈持续扩大的态势。经济增长幅度已经连续第四个年头在两位数以上，而过去30年的平均数值是9%左右，是当代全球经济体系下最高幅度和最大规模的增长；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这一年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单从总量衡量（20000亿美元以上）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同时是周边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的外汇储备在原有世界第一的基础上持续增加（超过13000亿美元），成为中国政府强大的对外关系手段和战略投资基础；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尚难以同美国、日本等国相比，但占全球1/5的人口和庞大的消费市场，使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拉动作用却丝毫不亚于人均所得远高于中国的西方大国，尤其对于基础建设投资、货物运输量、制造业的扩展、对石油和矿物等资源的需求带动以及促进就业和民众生活改善等领域，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量部分的主要带头者和推动者之一，占全球GDP总量6%左右的中国经济明显扮演着“四两拨千斤”的角色；过去的五年里，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位次已从原先的第六位跃居第四位。由于良好的国内发展态势，尤其是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的稳定支撑作用，中国外交底气十足，进取意识强烈，在周边安全和全球政治舞台日益活跃，持续发挥着比过去更加积极负责的作用：中国军队派遣了更多军人参加国际维和行动及上海合作组织的军事演习，担任了更重要位置的联合国旗下国际安全行动指挥官；这一年在澳大利亚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言行十分引人注目，“中国旋律”成为此次峰会演奏最响的一支曲调，折射出中国在亚太地区及全球发展领域上升的地位。

然而，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衡量，同样一个中国存在着其他国家难以想像的困难与问题，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2007年，气候变化和温室效应问题仿佛一下子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排放大国中国也因内部的环境状况不佳和问题层出成为许多外国媒体和政客指责的主要对象之一；似乎是在一夜间，中国产品的质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如服装、食品和玩具中残留的化学物质超标等，对中国货物的强化质检成了不少国家海关和检疫部门的临时加急任务；在这一年，在法制日益增强、媒体更加开放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等要求下面，中国国内发生的各种重大安全事故引起各方面的更大关注，尤其是桥梁坍塌、煤矿爆炸和矿井渗水的特大事故的接连不断，加深了外部已有的某些偏见和负面印象。从国际关系和地区安全层次观察，年初中国军方有关部门进行的反卫星武器试验，三、四月份“两会”期间国务院有关部门研制大飞机方案消息的发布，中国年底前计划发射的探月火箭，中国自己独立研制和推进的全球定位系统（“北斗星”系列卫星）及神舟火箭系列在这一年取得的新进展，以及各方面热烈争论的中国航母规划，一方面清晰透射了雄心勃勃和不断加速的中国国防和军事现代化步伐，另一方面引起外部别有用心势力和国家的警觉与反弹，“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声音再度高涨，防范与应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各种外部动作与图谋此起彼伏。中国公民和财产在海外遇险的情况越来越多，中国的海外能源通道安全面临日益增多的麻烦，外交部门原有的领事保护制度和规则多少显得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同时凸显了中国国防与安全部门远距离投放力量不足所造成的某些尴尬与发展“瓶颈”。在外部世界相当多的人、国家乃至势力的盘算评估中，中国的人口与规模，中国的速度与潜力，既是中国人的力量之基，也是这个东方巨人的麻烦之源。

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机遇与挑战确如一个硬币的两面，而成功与失败都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把握与应对。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阻止中国人前进的步伐，如果中国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并且采取了合适的步骤；没有谁可以从根本上帮助中国，假使中国自身体制或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难以克服的大问题。我们必须有两方面的认识与准备。一方面，中国必须对外部某些势力和国家的遏制企图及做法有深的考量，有好的应对。中国这样的国家，不是靠外部施舍长大的，也不是任何威胁吓得住的。即便是中国与那些最发达最强大国家的关系，也是互惠的、相互依赖的，不存在中国单方面受益的道理。因此，在涉及重大分歧的争端和问题领域，应当坚决维护自身应有的权利，抗击蛮横打压、动辄制裁之类的强权政治。另一方面，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了不起的成就，但仍然是一个不发达国家：不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离世界先进水平相距甚远，我们国家发展的科技含量仍然不高，在全球产业结构链条中处于相对低端的位置；从国际关系角度评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有限，解决国际冲突的外交技巧和战略威慑能力还比较短缺，总体目标的系统完备性和清晰阐述程度别说让外国人信服、连我们自己的公众和媒体都不满意；不用说，中国人承担的国际义务与领导责任都无法与西方主要大国抗衡，基本上只能算是现有国际体系的一个后来者或者说比较被动的角色。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提出的有限倡议与愿望，如和谐世界理念、文明对话倡议等，还很难谈得上真正实现和广为接受，中国人只能循序渐进、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内体制的进步而推动中国国际目标的逐渐落实。因此，现在就想另起炉灶、提出一套全新的理念和做法并且推而广之，比如创建有别于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另外一种制度和观念（类似“北京共识”之类的东西），从根本上颠覆和改造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或者牵头组织一种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抗衡的联盟，是非常不现实的、缺乏策略性的和必定遭受挫败的设想。说到底，邓小平在30年前启动中国改革开放航船时的基本出发点，仍然没有过时，是指导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内政外交的大思路，即：承认自己在全球发展进程中的相对落后性，承认了解和借鉴外国某些先进经验和体制的必要性，承认“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是必由之路”、“韬光养晦是外交的基本方略”，也就是说，重中之重仍然是中国的发展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尽力保障这一目标的实现（“努力延长战略机遇期”），是起“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中国仍然处在“邓小平时代”；历史地看，这是一个很长的过渡阶段，即从一种相对下位的国家向一种相对主导的国家的漫长转变，也许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此大背景下，中国现任领导层主张的自身“和平发展”与推动“和谐世界”的方略无疑是正确的和应当长期坚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