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开展推动型对美外交

推动型对美外交是安倍强势外交的一个支柱。安倍继承了小泉对美外交政策，在国会发表首次施政演说时强调：“将加强日美安全同盟，在日本的首相官邸和白宫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渠道，同时逐步落实日美两国就调整驻日美军达成的协议。”然而，与日本新首相首次出访必然选择美国，以示对日美关系重视形成反差，安倍执政伊始先访问中国和韩国；随后出访英国、法国、比利时和德国，以及欧盟总部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直到上任七个月后的2007年4月26日才访问美国。

出访美国之前，安倍再三强调：日美同盟是“唯一不可或缺的同盟”，将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同时要促使日美同盟向着“为了世界和亚洲的日美同盟”方向发展。安倍对前者的解释是：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扩散、恐怖主义频繁活动、地区纷争多发，日本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为了保护日本利益，要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对后者的解释是：“为了进一步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必须“重新构筑法律基础，使之符合时代发展”，为此要“深入研究在何种场合应该行使宪法所禁止的集体自卫权问题”，也就是说，要取得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配合美国进行军事活动的权力。

美国在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之际，迫切希望继续获得日本的支持。支援美国反恐，使日本的武装力量能够合法地在海外与美军一起作战，既可以显示日本积极作出国际贡献的大国风范，也可以借机谋求修改“和平宪法”，对安倍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于是，安倍将继续支持美国对伊拉克战争，向海外派遣自卫队，为在印度洋上的美英军舰提供燃料及后勤保障服务，视为对美外交乃至整个对外关系的头等大事。

安倍一方面强调日美同盟是“唯一不可或缺的同盟”，积极推进驻日美军整编计划，大力发展日美联合导弹防御系统；一方面提出要“增强日美关系的对等性”，不再经过美国搭桥，直接与澳大利亚、欧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独自提出中东“和平繁荣走廊”计划，明显含有“寻求摆脱美国而自立”的意图。日本问题专家、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教授塞缪尔斯指出：“日本国内出现了主张提高独立性、与美国保持距离的观点。中国正在亚洲逐渐崛起，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正在相对变小。很多人都开始认为，不可能永远依靠美国。还有，在阅读日本的包括新闻评论在内的有关安全政策的文章时，我强烈感受到一种‘美国将会抛弃日本’的担忧情绪。”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历届政府在摆脱战后体制，追求军事、政治大国地位的战略构想中，一直伺机改变“美主日从”的不对等状态。安倍执政后，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在外交上努力促使日美关系趋于平等，甚至脱离美国而单独行事。

（三）构建战略性亚洲外交

战略性亚洲外交是安倍强势外交的另一个支柱，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对中、韩两国缓和

安倍将缓和同中、韩两国的关系置于首要地位。他在国会发表首次施政演说时强调：“中国和韩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日本与中韩两国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广泛领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我认为，日本加强与中韩两国的信赖关系对亚洲地区及整个国际社会是极为重要的，为了能以面向未来的态度坦诚进行对话而共同努力是重要的。”在回答质询时多次表示“日本与这两个国家应共同努力，通过不断加强在各个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构筑面向未来的双边关系”。

安倍出任首相后立即对以前的历史认识错误进行修正，为恢复与中、韩首脑会谈创造条件。安倍首次出访选择中国，主动恢复了中断多年的两国高层访问，并且提出与中国建立“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被誉为“破冰之旅”。

受益于“战略互惠关系”的引领，中日关系开始逐渐“回暖”。在高层会晤方面，中日领导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次会面，尤其是温家宝总理回访日本，双方再次确认构筑“战略互惠关系”，以实现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并就“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内涵达成共识。在经济方面，安倍承认，中国的发展创造出来的财富是可以让全世界的人共同分享的，也为日本企业带来了利润；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在中日关系的敏感问题上，安倍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例如，在东海、历史等问题上，安倍寻求同中方展开对话，而且保持任内不参拜靖国神社的姿态；在台湾问题上，日美两国外交和国防首长举行会议时，将原来战略目标中列明的有关“台海问题”的内容予以删除。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薛理泰评论道：“看来两国政府已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当前台北鼓吹法理台独的行径，违反了美、日的安全利益，而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的话，要归咎于台独势力。”可以说，为了改善对华关系，安倍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安倍访华之后，接着访问韩国，恢复了日韩高层互访。安倍通过访华和访韩，修复了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陷入最坏状态的日中和日韩关系。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安倍对华缓和之中还有强硬，如仍然坚持“中国威胁论”，反对欧盟对华武器解禁，反对八国集团峰会接纳中国等等，体现出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也不断出尔反尔，使得对华、对韩关系仍然存在重大隐患。

2.对朝鲜更加强硬

安倍将解决朝鲜绑架问题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国会发表首次施政演说时强调：“将成立由他亲自挂帅的对策总部，解决人质问题；继续寻求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人质问题不解决，日本和朝鲜不会实现关系正常化。”随后朝鲜进行的核试验，给了安倍对朝施展强硬外交又一个机会。

日本恰好是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随即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美方提出一份决议草案，要求援引《联合国宪章》第7章，在核、导领域对朝实施制裁。日本散发了一份修正案草案，要求对朝鲜实施全面封锁和制裁。安理会没有采纳日本的修正案，而是通过了关于朝鲜核试验问题的第1718号决议，对朝鲜核试验表示谴责，要求朝方放弃核武器和核计划，立即无条件重返六方会谈，并决定针对朝方核、导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领域采取制裁措施。

安倍认为安理会制裁措施不够严厉，单独启动了追加制裁措施，其中包括禁止一切朝鲜商品进口；禁止一切朝鲜船只入港；禁止除旅日朝鲜人以外的所有持朝鲜国籍的人入境。制裁期限为半年，2007年4月到期。在六方会谈中，日朝在绑架问题上未达成共识，安倍将制裁期限再延长半年。内阁官房长官盐崎恭久表示：“我们的基本立场是施压和对话并用，有时为了对话，适当施压是有必要的。”可见在“施压和对话”之间，安倍更注重前者。

3.倡导“价值观外交”

安倍构建战略性亚洲外交的王牌是倡导“价值观外交”。他在国会发表首次施政演说时强调：“日本作为亚洲的民主国家，为向亚洲、向世界扩大自由社会的范围，要与澳大利亚、印度等共享基本价值观的国家首脑开展战略对话。”随后，安倍多次强调自由民主价值观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积极开展“价值观外交”。

外相麻生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与安倍的“价值观外交”相呼应。2006年11月，麻生在题为《创建“自由与繁荣之弧”——拓展日本外交地平线》的演讲中说，日本原有两大外交基轴，第一是“强化日美同盟”，第二是“强化与中国、韩国、俄罗斯等邻国的关系”。现在要多一个新基轴，那就是向国际社会推广“价值观外交”。为此，日本应在欧亚大陆外围建立一条“自由与繁荣之弧”，即从东欧的乌克兰开始，经过中亚的阿富汗等国，再延伸到越南、老挝、缅甸，通过经济援助，帮助这条弧线上的国家推行“自由制度”。

安倍全方位展开“价值观外交”。将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从过去的以经济合作为中心扩大到政治和安全保障领域。2007年3月13日，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访日，日澳签署《日澳安全协议》，并发表《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宣布加强两国在情报、维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的合作，决定设立由两国外交、国防首长组成的“日澳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2＋2会议）。6月6日，日澳在东京首次举行2＋2会议，这是日本首次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实施2＋2会晤。日本学者指出：“以往日澳都是由美国牵线搭桥间接进行合作，但此次的《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使得两国直接相通，催生出日美澳三国共同构成的多国安全保障体系。”

日本与印度高层互访频繁。2006年12月，印度总理辛格访问日本，两国将双方的关系提升为“战略全球伙伴”。2007年3月，印度外长慕克吉访问日本，双方举行了首次部长级“战略对话”。

安倍在“价值观外交”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四国同盟”的构想。2007年8月3日，在马尼拉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日本谋求在亚太地区组建日、美、澳、印“四国同盟”，并与美、澳、印三国举行了局长级磋商；但令日本失望的是，澳大利亚和印度对此态度消极，美国的态度也很“谨慎”，连下一轮磋商的日期都未能敲定。随后，安倍访问印度尼西亚、印度和马来西亚三国，多次强调东盟在民主、法治、人权方面与日本有着共同的基本价值观，提出要以“关心和分享”的精神与东盟共同迈进。安倍在印度国会演讲：“日本外交正在不同地区促进不同观念的发展，目的是一个所谓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将在欧亚大陆的最外边缘形成。日本和印度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将是这一努力成功的枢纽。日本和印度这样结合，这个‘更广泛的亚洲’将会形成巨大网络，覆盖整个太平洋，把美国和澳洲包括在内。”

安倍“价值观外交”还体现在加强军事方面。2007年9月4日，日本、印度、美国、澳大利亚及新加坡五国在孟加拉湾举行为期5天的大规模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媒体预言，未来10年内四国将演变为一个军事同盟，有如“亚洲版北约”。

安倍倡导“价值观外交”，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他担心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地位会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而不断滑落，故提出“四国同盟”构想，企求利用美、印、澳的力量，拓展日本外交的活动空间，以所谓共同价值观来孤立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包围中国，遏制中国的崛起。正如日本媒体所评论：“安倍此举目的在于牵制对东盟影响力日增的中国，并提升日本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