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安倍下台及其外交遗留问题

2007年9月12日，安倍突然宣布辞职，选择的时机是他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之后、政党代表提出质询之前，国会因此不得不休会。日本各大报纷纷用“异常”、“前所未闻”、“不负责任”与“稚拙的政权经营”等词汇来抨击其临阵逃跑的行为。

安倍如此黯然下台，与一年前的风光登场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安倍竞选自民党总裁大获全胜，组阁后的支持率高达70%；随即果断地修复小泉时代极度恶化的中日和中韩关系，尤其是建设性地提出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开启了两国高层互访的大门，可谓锦上添花。

踌躇满志的安倍，促使国会通过了旨在修改“和平宪法”的《国民投票法》和《教育基本法》修正案，作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的两大支柱；成功地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为使自卫队成为真正的军队迈出重要一步。然而，正是这些自以为值得炫耀的业绩，使他开始沉沦。由于安倍依仗自民党在国会两院占多数的优势，强行通过《国民投票法》、《教育基本法》修正案等一系列法案，阻断了与在野党磋商的途径，使得修宪变得遥遥无期，教育改革毫无进展，试图通过防卫省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努力也宣告破产。这些空洞的新保守主义“理念政治”并没有赢得民众的支持，而对小泉改革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等“负面结果”的束手无策则使民众大失所望，安倍的激进路线走进死胡同。

随后，对安倍的沉重打击接踵而至：养老金记录丢失和阁僚“政治与金钱”丑闻，使内阁日益陷入被动局面；参议院选举惨败，内阁改组后仍然丑闻不断，国民支持率依然低迷；《反恐特别措施法》延期无望，不能兑现对美国许下的诺言，在外交上难免出现丢脸的局面；等等。少爷气质的安倍经不起这些压力，身心俱疲，执政意志崩溃，遂辞职住进医院，给日本留下两个星期的政治真空。这在日本的战后政治史上绝无仅有。日本《每日新闻》指责自民党首先得负起制造如此这般“不负责任”与“不成熟政权”的责任。

总的说来，安倍是一个不成熟的政治家。安倍的不成熟体现在外交方面，丧失大好开局，推行激进的强势外交、推动型对美外交和战略性亚洲外交，不可避免地与世界潮流发生冲突，加上经常在政治理念和现实利益之间摇摆，往往误判形势而剑走偏锋，致使一些重大问题难以解决而遗留下来。安倍外交的遗留问题主要有以下三项。

（一）如何选择国家发展道路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海空军事力量仅次于美、俄、英、法等世界强国。据此，日本不仅是亚洲大国，也应该是世界大国，但遗憾的是，在国际事务中却很少能够听到它应有的声音，多年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未能如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历届政府一直追求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的地位，苦苦寻找实现这一大国战略的发展道路。到小泉执政期间，大力推行追求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的“普通国家”战略，在国内引发日本国家发展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争当军事强国——选择的争论，以及日本外交政策——单纯依赖日美同盟还是美国和亚洲并重——选择的争论。

安倍选择的日本发展道路，是摆脱战后体制，谋求行使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追求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的路线，比小泉更为激进。战后体制确实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战后所采取的民主化政策和和平立国路线是正确的选择，给日本带来了高速经济发展，国民受益匪浅。安倍提出的激进路线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使日本国民感到不安；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政治理念，更招致邻国及世界舆论的强烈质疑。有评论指出：“日本应该明白，纠正它固有的历史观，对于它自身来说有何等重要，否则它必将走向反面，成为东北亚乃至全球新的不稳定因素。”

安倍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谋求地区领导权，进而实现大国战略的做法，也是行不通的。对历史尚且如此不负责任，怎么能够对现实和未来负责任。日本要想在亚洲起带头作用，必须具有一种“感召力”，仅仅依赖“技术、资金和军事等绝对实力”，很难树立“国家的政治威信”，更谈不上确立“正义的政治威信”。

至于安倍依托日美同盟来实现大国战略的做法，更是无视日本的国际环境而难以奏效。日本经济发展对亚洲的依赖度已经超过美国。在2006年日本贸易总额中，日美贸易额降到17%，而日本与亚洲的贸易额上升到46%，特别是日中（包括香港）的贸易额已占到21%，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对象国。2006年，日本出境人次1753万，其中赴华375万，超过赴美的365万；日本入境人次733万，来自亚洲的525万，占72%。如今亚洲的GDP约占全世界GDP的25%，预计2050年将超过50%。面对亚洲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地区的现实，日本把立足点重新移到亚洲来，并以更成熟的姿态参与本区域的事务，才是明智的选择。日本岩手县立大学校长谷口诚提出：“日本迄今为止都采取了对美国一边倒的做法，但要注意美中关系将来得到改善后敲打日本。日本不应忘记自己是亚洲的一员，要朝着与亚洲近邻改善关系的方向，促进多边外交。”

还有一种观点，即随着日本与亚洲经济关系日益紧密，在美国和亚洲国家之间发挥类似英国在欧美之间的桥梁作用，在符合亚洲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寻求发展，才是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选择。例如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提出：“21世纪日本需要的外交战略，应该是‘日美同盟加上日中协商’。”“对于中国，日本应该谋求的既不是同盟，也不是内涵不清的‘友好’，而应是协商。”“尽管与中美两大国相比，日本显得有些矮小，但是日本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和品牌价值，能在构筑亚太地区秩序的过程中发挥连接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