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何调整对美关系

在对美外交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外务省事务次官谷内正太郎认为，美国将不可能对朝鲜动武，在东亚安全问题上美国只能同中国保持一致，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将不断削弱；布什政权的“跛脚鸭”趋势不断加剧，“安倍-布什关系”没有必要像小泉执政时期那样亲密。这一观点对安倍的对美推动型外交构想产生很大影响，追求“日美对等关系”甚至“寻求摆脱美国而自立”的意图逐渐显现出来。

以往，与美国和亚洲相比，欧洲是一个在日本外交定位中并不靠前的目标，然而安倍选择在访美之前访问欧洲。日本媒体指出：“这恐怕是出于‘摆脱美国而自立’的意识，是想同小泉政权时期的‘对美一边倒’保持距离。”“日本希望首相和外相同时进行的访问，将日欧关系建成‘安倍外交的第三轴心’。”法国媒体评论道：“日本对欧洲感兴趣，表明日本已经意识到不能再只依靠与美国的同盟，而要拓宽视野，寻找其他战略伙伴。”“日本发现欧洲可以成为他所说的‘战略伙伴’，其背景是美国支配世界的企图受挫，而日本也希望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

安倍和麻生提倡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涵盖的区域，与美国确定的所谓恐怖活动温床的“不安定之弧”几乎完全重合。日本想独立、和平地介入该地区，未必与美国的以武力为支撑的反恐战略合拍。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安倍坚持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日本向朝鲜提供援助以及日朝邦交正常化，也与美国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

布什政府在觉察到安倍政权潜藏的“背离美国”的倾向后，接连向日本发出警示：排挤发表“布什总统错误地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言论的防卫大臣久间章生，在朝核六方会谈中无视日本的诉求，布什当面拒绝安倍购买美国最新式战斗机Ｆ-22的请求，美国众议院甚至前所未有地通过要求日本就“慰安妇”问题道歉的提案。于是，安倍感到问题的严重，急忙派特使赴美修复两国关系，表示延长即将到期的《反恐特别措施法》，以使海上自卫队继续为印度洋上的美军提供海上加油支援。

显而易见，日本对美关系最需要调整的是美国驻军问题。遍布美国驻军的日本，连“普通国家”的主权完整都不具备，何谈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长寺岛实郎指出：“外国军队不宜继续驻在一个主权独立国家”，“逐步缩小驻日美军基地，通过修改基地地位协定最终收回主权，这应是21世纪日本的目标。”日本问题专家、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教授塞缪尔斯也指出：“关于日美关系，我想强调说，主权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一问题在很长时间内都曾是‘第三条路(即被回避的话题)’。不过，现在不仅是日美同盟的反对派，就连理解日美同盟重要性的人们都希望，要在不牺牲日本主权的情况下调整驻日美军基地问题。今后，随着日本远离吉田主义，这一问题也许会出人意料地早早被提上议事日程。”

然而，“寻求摆脱美国而自立”的安倍对此却讳莫如深。安倍希望能摆脱对美国“一边倒”的状态，但不愿牺牲现实利益，因为没有美国作后盾，日本难以在国际上立足。日本媒体评论道：安倍要在美国面前摆出坚持“重建战后体制”这个高傲的政治姿态是困难的，安倍政权在“远离美国”和“谄媚美国”的夹缝中摇摆。

（三）如何改善邻国关系

在如何改善邻国关系方面，安倍外交受到以下三大问题的困扰。

1.历史认识反复无常

安倍要改善同亚洲邻国的关系，但在历史认识方面反复无常，难以取得亚洲国家的信任。他不仅拒绝对是否参拜靖国神社作出明确表态，还在2007年4月靖国神社春季大祭时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献上常青树盆栽作为祭品，在7月靖国神社夏季祭祀期间又赠送一个上书“安倍晋三”的纸灯笼。

在“慰安妇”问题上，当美国国会酝酿通过要求日本承认慰安妇问题并作出公开道歉的决议案之际，安倍先说“慰安妇”被强征没有任何根据，即使美国国会通过了议案，也不会道歉；随即改口承认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表示由衷的歉意；但是紧接着又声称将重新调查有关事实，探讨“修改‘河野谈话’的可能性”，同时日本内阁公布答辩书：从政府发现的资料中，找不到有关军方或官方曾进行所谓强征的直接记述。

安倍还利用访问印度之机，专门会晤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称日本战犯“无罪”的印度法官帕尔的长子普拉桑塔，赞扬帕尔表现出“高贵的勇气”，“至今赢得许多日本人的尊敬”。日本媒体指出：“首相有责任向国民解释清楚，以否定这些为目标的体制究竟是什么，以及他对战争责任和对战后日本的见解。”

2.对朝强硬难以为继

当初，安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强硬处理朝鲜“绑架事件”和“导弹危机”而获得政治资本的。如今，美朝关系缓和，日美对朝政策出现分歧，使得安倍对朝政策面临两难困境。

美国积极推动美朝直接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实际上把站在强硬立场上的日本甩在一边，被日本评论为是“又一次越顶外交”，“意味着安倍对朝外交的失败”。安倍解决绑架问题不得不在“外围”运作，主要是诉诸国际舆论，共同对朝施加压力。随着六方会谈框架下的美朝谈判取得进展，安倍先是埋怨美方“与盟国缺乏协调”，后来担心如果日朝不恢复对话状态，绑架问题有可能被搁置，也就“随波逐流”地恢复六方会谈框架下的日朝谈判。最新一轮的六方会谈日朝工作组会议2007年9月5日在乌兰巴托举行，日方放弃对朝高压姿态，转而强调：“愿在一揽子解决绑架、核及导弹等多项悬案，清算不幸的历史，以实现邦交正常化这一基本方针下，采取诚恳的应对。”通过此次会议，日朝双方就继续通过磋商促进邦交正常化达成了一致，但日本作为最优先课题的绑架问题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教授吉田康彦指出：“我们在直接面对朝鲜事实上拥有核武器这一新事态时，需要做的不是‘以核抗核’，也不是日美一起加强制裁，通过施加压力将朝鲜赶入死胡同。六方会谈这个多边谈判场合是有益的，在美朝对话的同时，再次举行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才是不可或缺的。”

3.“价值观外交”难获响应

安倍对中国采取了“两面下注”策略，即一方面着手缓和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僵化的政治关系，确保日本企业不致失去中国市场，另一方面着力推动“价值观外交”，倡导建立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和欧亚大陆“自由与繁荣之弧”，遏制中国的崛起。正如日本媒体所指出：“一面继续与中国对话以把摩擦控制在最小限度，一面又与可以通过‘自由与民主价值观’来实施合作的国家一道牵制中国。这清楚地表明了以中国为基轴的安倍亚洲外交路线的特征。”有自民党政要表示：“大多数专家都认为价值观外交已经过时了。安倍就是再强调，也和我们没什么关系。”

因为“价值观外交”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日本拟议中的“四国联盟”的三个参与国，纷纷对此表示了谨慎态度。美国国务卿赖斯表示，“这有可能向中国发出意想不到的讯号，应慎重推进合作”。澳大利亚方面则一再重申该同盟不针对其他国家，“过分对中国实施牵制政策，有损本国利益”。印度方面认为加入该同盟有悖本国一贯奉行的不结盟政策，不应该同中国展开“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零和游戏”。

安倍“价值观外交”遭遇挫折的根本原因是其逆时代潮流而动。当前，安全合作、共同发展日益成为亚太地区的共识。东盟地区论坛、10＋3机制、东亚峰会等构成了当今亚太安全的主要架构，而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东盟、韩国以及印度、澳大利亚都应是这一安全架构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被排斥。安倍不顾这一必然趋势，忽视中、俄、东盟的影响和作用，寻求以“价值同盟”主宰东亚安全秩序，其表现出的排他性必将加深其他国家的疑虑并导致对抗，最终结果只能是其本身成为区域内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而处于安倍倡导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地带的国家，并不欢迎这个附带意识形态条款的日本版“马歇尔计划”。自民党原干事长加藤紘一指出：“这么一个不讨好的外交战略，可说是安倍最大的外交败笔。安倍所以会有这样的外交构思，主要是他脑袋里还存在着冷战思维。”

综观安倍外交三大遗留问题，核心是没有处理好日、美、中的三角关系。对此，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长寺岛实郎评论道：“小泉和安倍在外交上走投无路的原因在于，虽然他们认识到全球正处于‘9·11综合症’并借此取得了主导权，但实际上全球现在已是‘脱离9·11’时代了。美国的东亚政策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开始发生改变，根本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现在美国希望拉拢中国来共同管理东亚，但小泉和安倍政府却采取‘日美联合对抗中国威胁’的政策。如果不通过某种方式改进政策，日本就将落后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