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一年来气候变化相关热点事件的追踪和分析

影响未来国际气候制度走向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科学认知；二是经济利益；三是政治意愿。能否打破后京都气候谈判的僵局，就看能否从这些方面为陷入僵局的后京都谈判进程注入新的活力。近一年来，国际上围绕气候变化的热点事件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仔细分析，基本上都是围绕上述几个方面进行的努力。

（一）提高全球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问题被提上国际政治议程，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科学家不断努力揭示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对气候变化的可能影响提出警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同样需要以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为基础，科学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过去的一年中，出台了两份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在全球范围引起强烈反响。

1. IPCC陆续推出第四次评估报告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由联合国环境署、世界气象组织于1988年共同发起成立，是气候公约谈判的科学咨询机构，负责搜集、整理和汇总全世界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并提出科学评价和政策建议。IPCC自成立以来，于1990年、1995年、2001年先后三次推出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此后，IPCC三个工作组经过5年的精心准备，组织全世界上千位科学家参与撰写，并通过各国政府和专家多轮评审，终于在2007年2~5月间陆续推出第四次评估报告。

IPCC第一工作组的报告题为《气候变化2007：科学基础》，主要负责评估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过程、归因、预估以及存在的科学不确定性。根据第四次评估报告的最新结论，全球变暖已经是不争的科学事实。在近100年间（1906~2005年），地球表面平均温度上升了0.74℃，近50年的线性增温速率为每10年0.13℃。1850年以来最暖的12个年份中有11个出现在近期（1995~2006年）。该报告采用“很可能”（very likely，表示90％以上的可能性），进一步肯定了人类活动是近50年全球气候系统变暖的主要原因。到本世纪末，在多种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预估全球地表平均增暖在1.1~6.4℃，海平面相应上升0.18~0.59米。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高温、热浪、强降水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很可能增加，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将受到严重威胁。

IPCC第二工作组的报告题为《气候变化2007：影响、适应和脆弱性》，主要负责全面评估气候变化已有的和未来的可能影响、脆弱性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对策。根据第四次评估报告的最新结论，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对许多自然和生物系统产生了可辨别的影响，但由于适应和非气候因子的作用，还有许多影响仍难以辨别。例如，世界许多地方存在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气候变化改变了温度和降水的分布，但另一方面，人口增加和社会经济发展增加用水需求和造成水的污染，是水资源短缺的主要原因。气候变化往往使已经存在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气候变化将对未来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长期的影响，如果不采取切实可行的重大行动，数百万人口将面临饥饿、缺水、洪水及疾病等气温上升引发的种种恶果。媒体形容该报告相比前几次是“对气候变化前景描述最为凄凉的报告”。但报告最后也指出，未来并不是一片悲观，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不仅取决于气候变化，还取决于发展的路径。促进可持续发展，采取兼顾适应和减缓的政策措施，可以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

IPCC第三工作组的报告题为《气候变化2007：减缓》，主要负责评估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演变和未来趋势，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力、成本和政策措施。根据第四次评估报告的最新结论，2004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相比1970年增加了70％，相比1990年增长了24％。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到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还将增长40％~110％。为了减缓气候变化，必须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一定水平，因而需要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于全球减排的前景，报告作出了比较乐观的估计。报告认为，现有各种技术手段和许多在2030年以前具有市场可行性的低碳和减排技术，可以实现较低成本的有效减排。通过国际合作的一致行动以及合理的政策措施，可持续发展与减排之间并不矛盾，还可以相互促进，有助于最终实现公约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较低水平的长期目标。

IPCC评估报告是国际科学界对气候变化问题最权威、最全面的认识，代表了目前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科学认识水平，也是国际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IPCC报告陆续推出，在全球范围引起强烈反响，使得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可谓“一浪高过一浪”。2007年11月，IPCC还将在三个工作组报告的基础上推出综合报告，必然会对国际气候谈判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2.诠释欧盟立场的《斯特恩报告》

实际上，早在IPCC推出第四次评估报告之前，2006年10月30日内罗毕会议开幕前夕，在英国政府支持下推出的《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经济学》（简称《斯特恩报告》），已经在全球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该报告受英国政府委托，由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英国首相经济顾问的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领导的小组，历时两年多编写而成。

《斯特恩报告》采用的分析逻辑是以气候科学为基础，采用经济学成本效益分析的框架，分析比较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预期损失与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出全球2℃的温升上限，进而呼吁各国迅速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并建立国际合作机制。报告强调：为了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全球必须立即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如果各国政府不迅速采取有效的减排行动，气候变化将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其损失和风险将相当于每年全球GDP的5%~20%，而且损失将一直延续。如果立即行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500~550ppm二氧化碳当量，则成本可以被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1%左右。拖延不仅危险而且成本更高。

该报告围绕将全球温升控制在2℃范围的减排目标，进一步强调减排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如果要将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稳定在500~550ppm二氧化碳当量，全球排放必须在今后10~20年中封顶，然后以每年1％~3％的速率下降，到2050年至少比现在低25％。即使发达国家减排60%~80%，发展中国家2050年的排放在1990年基础上增幅也不能超过25%。

面对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提出的严峻挑战，应该如何行动？《斯特恩报告》提出，有效的全球减排政策必须包含三个要素，即通过税收、贸易或法规进行碳定价，支持低碳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应用，以及消除提高能源效率和其他改变行为方面的障碍。因此，排放贸易制度、国际技术合作、减少毁林和适应将是构建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框架的重要内容。显然，《斯特恩报告》倡导更多地依靠市场手段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工具，从而淡化了政府的作用，以及公约规定的国家之间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的义务。

尽管《斯特恩报告》没有IPCC评估报告的权威性，也不追求不同观点之间的平衡，但该报告观点非常鲜明，就是要从经济学角度支持和阐释欧盟提出的将全球平均温升限制在2℃以内的目标，论证全球参与立即采取减排行动的紧迫性，为欧盟推动后京都谈判构建全球参与的国际气候制度体系大造舆论。此前，欧盟早就提出了全球2℃温升上限，但主要以气候变化的科学、影响和脆弱性的研究为依据，并没有得到经济学界的认同，《斯特恩报告》从经济学角度的论证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缺。为此，英国政府精心策划，在内罗毕会议期间，赶在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发布之前，出台了这样一份特殊的报告。其特殊性一方面在于有英国政府的授权，另一方面又以独立咨询报告面目出现，而且由一个具有很高权威性和国际认同度的人物领衔，23人工作小组中包含许多直接参与气候谈判的政府代表，这样就确保了该报告能以科学报告的形式，服务政治谈判的需要，对国际谈判的走向发挥广泛的导向性影响。

（二）气候变化与国家和国际安全挂钩

为了进一步提升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政治议程上的重要性，2007年4月17日，在当月轮值主席国英国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就“能源、安全与气候”议题展开公开辩论。将气候变化与国家和国际安全挂钩，使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化达到了新高度。

英国为会议准备的背景文件强调，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如果不能发展经济以满足人民需求，世界将面临冲突和不安全的风险；而发展经济就不得不消耗化石能源，加剧气候变化，也将带来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这主要表现在边界争端、生态移民、能源供应、其他资源短缺、社会压力和人道主义危机等6个方面。因此，建议安理会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提高国际社会对未来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安全威胁的认识，并寻求解决的途径，尤其是安理会在防止相关冲突和促进政策协调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此外，英国11位科学家为会议准备的政策备忘录中分短期、中期、长期三个不同时段，从水、食品、健康、灾害、生物燃料、海平面上升等不同方面更全面地阐述了气候变化与安全的联系。

似乎是为了支持和印证上述观点,2007年6月1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载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关于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一篇文章，将达尔富尔冲突归因于气候变化造成的食物和水资源缺乏等生态危机。文章引用科学研究发现指出，全球气候变暖造成了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持续旱灾，过去20年间苏丹南部平均降雨量大约减少了40％。在达尔富尔地区生活的阿拉伯牧民和农耕的土著黑人原本相处融洽。但旱灾来临，造成食物和水资源的紧张，引发冲突并发展为今天的悲剧。要真正解决目前的问题，必须实现该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可以利用科学技术增加食物和水源，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卫生和教育事业，开展社会重建。文章还警告，不仅达尔富尔问题如此，索马里、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等地的冲突都源自对水源和食物安全的担心，而且类似的问题还将在世界各地出现。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对于解决这些地区的冲突有积极的作用。

的确，气候变化与国家和国际安全存在一定的联系。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安理会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的问题应由经社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负责。但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升温，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的界线日渐模糊。气候变化作为一个人类社会的全球问题，早已超出环境问题的范畴，对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具有深远影响。英国继2005年在G8鹰谷会议大力推进气候变化议题后，又试图推动以安全为核心的气候外交新战略，在国际政治舞台树立外交形象，这并不奇怪，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积极意义，至少警示人们关注气候变化对国家和国际安全的潜在威胁，显示了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重视。

然而，安理会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恐怕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不仅难以有所作为，而且过度政治化还可能适得其反。首先，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世界各国都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有权参与谈判。而安理会仅有5个常任理事国、十几个成员的协商机制，代表性差。其次，气候变化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长期努力的方向。即使各国暂时在具体行动方面存在利益分歧，强制性“环境干预”，如对不履行减排义务的国家采取制裁行动等政治手段并不能解决问题。第三，气候变化问题具有科学基础，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而且需要综合运用技术、资金、市场、法律等多方面的机制，安理会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许多国家的代表认为安理会并非是讨论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合适平台，还是应该各司其职，专注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为好。

无独有偶，就在会议前两天，美国军队10余名退役高级将领集体撰写题为《国家安全与气候变化威胁》的报告，警告全球变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可能被拖入因水和其他资源短缺引发的战争。报告呼吁美国总统采取有力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否则“美国将付出军事代价和人员伤亡”。报告说，夏季冰川融水正迅速消失，而世界40％人口的至少一半日常饮水靠其提供。报告预测，30~40年后，全球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将引发难民潮、严重疫情、水源紧缺、洪水泛滥，这使得中东、非洲和亚洲一些地区的不稳定局势恶化，甚至可能引发战争，“由此引起的混乱成为内战、种族屠杀和恐怖主义扩张的温床”，“而美国将更频繁地陷入这些纷争”。

2007年6月6日，德国全球变化咨询委员会（WBGU）在G8＋5峰会开幕当天，也推出了气候变化与安全的专题报告《转型中的世界：气候变化的安全风险》。报告强调，如果没有全球重大的应对措施，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将超过人类社会的适应能力。在世界许多地区造成国家之间的冲突，并导致整个国际体系的不稳定。传统的安全政策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对国际安全的新威胁。气候变化政策和战略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际维护安全的政策体系。如果国际社会能充分认识到气候变化是对全人类的严重威胁，并切实采取措施来避免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气候变化的挑战将有利于促进国际社会的团结。否则气候变化必将加深国际关系的对立和冲突。报告呼吁G8峰会认真考虑这一问题。

相比而言，美国军方的报告完全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而英国和德国的报告则更多从国际安全和全球安全的角度论述。更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