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寻求联合国框架外的解决途径

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以“双轨”并行方式推进的后京都谈判，由于参与谈判的缔约方众多，且各方立场分歧严重而陷入僵局。为了打破僵局，欧盟和以美国为首的利益集团都力图通过公约和议定书框架之外的国际多边协商机制，来影响公约和议定书下的谈判进程，寻求新的解决途径。

1.欧盟主导的G8+5首脑峰会

一年一度的G8峰会作为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大国俱乐部”，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力。而这些发达工业化国家也正是温室气体的排放大国。因此，利用这一政治对话平台讨论气候变化问题不仅顺理成章，也显示出气候政治已经成为当今大国政治博弈中的重要一环。

2005年6月，在英国鹰谷召开的G8峰会，首次将气候变化列为两大议题之一，以G8+5形式加强工业化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并达成了“气候变化、清洁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从此，气候变化成为G8峰会的常设议题。如果说2006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G8峰会，以能源安全与合作为主题，与气候变化有点偏离，2007年6月7~8日，在德国海滨小城海利根达姆召开的G8+5峰会，则完全回到了英国开创的气候变化政治议程上。东道主德国将本届G8峰会的主题确定为“增长与责任”，意在呼吁G8成员国在全球发展上切实承担起责任，进一步推动主要排放大国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同时继续邀请中国、印度等5个发展中大国参与对话。

欧盟作为世界“环保先锋”，为促进温室气体减排采取了大量政策措施，并一直积极致力于推动国际气候进程。德国自今年担任欧盟和八国集团双重轮值主席国以来，非常强调环保议题。在德国的推动下，欧盟春季首脑会议达成了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削减20%的温室气体减排新目标。但是美、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为此，G8峰会开幕之前，美、德两国就起草会议联合声明的措词问题进行了多轮的磋商，美国明确反对欧盟提出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最终，通过多方努力，德国最终促成八国内部达成妥协。八国领导人在会议声明中表示，鉴于联合国有关报告为温室气体排放造成气候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必须“大幅度”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为此八国将“认真考虑”欧盟、加拿大、日本等方提出关于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至少降低50％的建议，并希望温室气体排放大国都为此而努力。声明说，为在2009年以前达成一项新的全球减排框架协议，排放全球大部分温室气体的经济大国在2008年底之前就各自为全球协议作出的具体贡献取得共识至关重要。

美国虽然在德国的压力下模糊表态，同意“认真考虑”欧盟等提出的减排目标，但布什总统同时提出气候变化新战略，计划从今年秋天开始，力邀全球15个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举行一系列会议，在2008年底前达成减排温室气体的长期目标。美国仍坚持，具体的减排比例应由各国自行掌握。尽管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英国首相布莱尔都对布什的讲话表示谨慎的欢迎，但布什的气候新战略无异于明确反对德国提出的减排目标和建立全球排放贸易市场的建议，提前宣布G8峰会的破局。因为在美国看来，美国不仅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减排技术的研发，而且2005年排放量相比2000年增长仅1.6%，不仅低于G8总体增长2%的水平，也好于俄罗斯、意大利和加拿大的表现。

对于英国和德国主导下G8达成的内部妥协，一些国际组织仍然认为明显“力度不够”，八国最终没有就“目标及时间表”达成一致。但大国一致，即使是表面上的一致，对于进一步达成全球气候变化协议也有积极的意义。

2.澳大利亚主导的APEC会议

不仅G8＋5峰会等全球性多边机制成为气候变化的对话平台，一些地区性合作组织也将气候变化作为讨论的首要议题。2007年9月8~9日，在悉尼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首次讨论气候变化问题。

东道主澳大利亚，一向在气候政策上跟随美国，尚未批准《京都议定书》。此次主动将气候变化作为APEC会议的讨论议题，推动亚太地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表现出对气候变化问题态度上的明显转变。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的态度转变，一方面是由于气候变化议题在全球受到广泛关注的大背景，尤其是6月召开的G8＋5峰会，另一方面也与其国内经济和政治现实紧密相连。澳大利亚已经持续五年遭遇干旱，旱情为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造成农作物大幅减产，主要河流近乎干涸。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的切身感受使得民众对气候变化的意识逐渐增强。同时，澳大利亚最大的反对党工党坚决支持澳大利亚加入《京都议定书》，在国内的支持率上升，都给政府造成国内政治的压力。

中国在此次会议上也展现了积极的姿态，胡锦涛主席在会议发言中指出，气候变化事关亚太地区的发展，事关亚太地区全体人民的福祉，为此提出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四项建议——坚持合作应对、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公约主导地位和坚持科技创新；同时还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扩大亚太的森林面积、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等。这些建议都被纳入峰会最后发表的宣言当中，成为亚太国家和地区共同的发展目标。

峰会最后发表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关于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清洁发展的宣言》强调，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应确保国际社会全体成员的参与和措施的灵活性，同时也需要反映各成员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和能力的差异，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来确定各自的义务。该宣言还定下了亚太经合组织在环境方面的具体目标：各成员同意努力实现到2030年将亚太地区能源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至少25％，到2020年亚太地区各种森林面积至少增加2000万公顷。

总的来看，澳大利亚利用APEC峰会作为对话平台，与美国主导的亚太六国“清洁发展与气候变化合作伙伴关系”非常类似，采用能源强度目标也与美国的立场一致。开辟新的国际对话机制，有抗衡欧盟主导气候变化事务的政治用意，但对促进亚太地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仍起到积极的作用。

3.美国主导排放大国气候变化会议

美国总统布什在G8峰会期间，提出了力邀全球15个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从2007年9月开始举行一系列会议，争取在2008年底前达成减排温室气体长期目标的倡议。美国不批准《京都议定书》的理由之一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没有承诺减排义务。美国提出新气候战略，一方面在于回应美国国内地方政府、国会和公众支持减排的呼声，另一方面就在于使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参与新协议谈判。用布什总统的话说，“他们就将成为(全球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

2007年9月27~28日，紧接着第62届联合国大会，美国由国务卿赖斯主持主办了一个单独的气候变化峰会。布什在给参会领导人的邀请信中说:“近年来，科学已经加深了我们对气候变化的理解，并展现了对抗气候变化的新的可能性。”赖斯在会上强调：“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因此美国非常认真地对待气候变化挑战。她期待这次会议能够促进主要经济体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新的“国际共识”，以便推动各国务实合作，朝“共同的目标”努力。但她同时仍然坚持，在共同目标之下，各个国家应该可以“用它们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实施减排计划”。代表总统布什与会的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康诺顿说，前来参加会议的各方代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看法可能不一样，但目标是一致的”，他呼吁各方“把外套脱下来，把袖子卷起来”，积极行动寻找减少排放、缓解变暖的有效途径。

一些欧洲国家担心，美国主导的气候变化会议可能试图“另起炉灶”，游离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外。也有环保人士批评华盛顿举办这些会议的目的是寻求另一种减排途径，是对联合国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的“干扰”。27日上午会议正式开始前，数十名示威者聚集在国务院大楼前，抗议美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不负责任态度。示威者举着“布什：在全球变暖中走错误的道路”、“强制减排”等标语牌，呼吁美国政府立即执行《京都议定书》中的减排任务，并加大使用清洁能源的力度。对此，美国国务卿赖斯则辩解说，这一系列会谈旨在“支持和帮助正在进行中的联合国会谈取得进展”。

显然，美国为了抗衡欧盟主导的在公约和议定书下的谈判，更愿意在联合国框架之外通过大国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以保持美国在气候变化事务上的影响力。早在2005年，美国就倡导成立了亚太六国“清洁发展与气候变化合作伙伴关系”（AP6）。此次主办16个排放大国气候变化会议，为美国开辟了又一个新的国际舞台。

（四）强化联合国对气候变化的主导作用

自2007年1月1日起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以来，潘基文将气候变化作为其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出台了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多份报告。针对气候公约和议定书下后京都谈判的僵局，以及联合国框架外多边机制的活跃，他的主导思想是必须全面强化联合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导作用。他认为后京都谈判不仅依赖于现存的动力，还要努力凝聚和激活各方的政治意愿，而联合国大会作为全球最高级别的讲台，正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最佳舞台。

为此，潘基文不断敦促所有国家在2009年能达成一个全面的新协议，以便让各国政府有时间批准这个新协议，使其能在2013年生效。他还专门任命了三位气候变化特使，即以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而著称的挪威前总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前主席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大韩民国前外交部长、前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主席韩升洙先生，以及智利前总统里卡多·拉戈斯·埃斯科瓦尔先生，负责协助他同各国政府进行协商，就如何促进联合国内部的多边气候变化谈判，以及年内召开联合国高级别会议等问题征询各国政府的意见。

在其强力推动下，2007年7月31日，联合国大会就气候变化问题举行非正式专题辩论，主题是“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性挑战”，这是联大历史上首次就此问题进行辩论。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背景下，原定为期两天的联合国大会气候变化非正式专题辩论，由于气氛热烈，要求发言的国家数量过多而延期一天。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在此次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大会上发言，表明国际社会对一个新的应对气候变化条约谈判的强烈支持。许多因干旱、洪水和热浪等问题而焦虑不已的国家对气候变化是如此关心，以至于这次为期两天的大会不得不延后一天，以便使更多的国家能够讨论其同气候相关的问题、他们怎样应对以及他们所需要的帮助。联合国大会主席阿勒哈利法在8月2日晚间的闭幕式上指出：“我们现在拥有了动力”，“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更为重要，我们需要确保能达成一个公正、明确和雄心勃勃的全球目标，以同我们未来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相称。”

2007年9月24日，各国的领导人将在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之前先期举行一场气候变化问题高级别会议，并发表一份由联合国秘书处起草的总结性文件。气候变化作为第62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主题，贯穿于整个会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首先发表了题为“构建更强有力的联合国，建设更美好的世界”的讲话，强调在未来的一年中，世界将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世界上的国家，无论大小贫富，都无法单独应对这些挑战。“多边主义再次兴起。一个日趋相互依存的世界认识到，明天的各种挑战，最好是通过联合国来处理。事实上，也只能通过联合国来处理。”

无论是高级别会议还是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都不是后京都的正式谈判，其目的并不是要促使各国政府就巴厘会议的预定成果进行谈判，也不是要达成某种谈判结果。正如潘基文在高级别会议的开幕式上对8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所说：“今天，这次会议让世界知道，你们准备承担这个责任，你们将正视这个挑战。”他期望这次会议将对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紧迫问题发出一个“强烈的政治信息”。召开这些会议的目的在于，重申在全球论坛上探讨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并为争取所有各国参与多边进程提供一次机会。同时强化联合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导作用，为即将于12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公约大会凝聚政治意愿，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

（五）企业界的态度转变和减排行动

发达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下承诺的减排义务要落实到企业，通过企业的具体行动来完成。企业界的态度和减排行动，不仅影响到议定书的实施，而且对后京都谈判进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议定书的生效，发达国家的企业界出现一种对自身竞争力的担心。因为《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只有一部分发达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承担了减排义务，而减排必然要付出成本，可能提高生产成本。随着碳税、排放贸易、能源效率标准以及强制减排目标等促进减排政策的不断强化，发达国家的企业担心，自己的产品在与来自没有承担减排义务国家的出口产品竞争时会因生产成本较高而处于相对的劣势，导致所谓“碳泄漏”（carbon leakage）和产业从OECD国家到非OECD国家的重新布局，尤其是气候变化所针对的能源密集型产业。于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积极推动政府采纳所谓“边境税收调节”（border tax adjustment），对来自未承担减排义务国家的进口产品收税，以实现公平竞争。

早在2003年，英国就有研究机构提出欧盟应对来自未履行减排义务国家的进口产品征税，但是这种主张因为当时京都生效无望而一再搁置不提。到了2004年底议定书生效在即，这一主张被旧事重提。2006年10月，为欧盟委员会起草的一份报告提出建议草案，要求对来自未采取减排行动的国家（主要针对美国，也包括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密集型进口产品征收一种新税。据透露，报告建议水泥业可以作为这种新税的先行试点行业。同时，欧盟还着手新的立法，试图将所有进出欧盟国家的国际航班纳入其排放贸易制度，以控制国际航空排放快速增长的趋势。在这方面美国也不甘落后，最近国会提出了一个立法建议，其中包含“竞争力条款”，要求进口产品的生产国必须采取与美国努力相当的减排行动，否则就必须从一个美国国内的排放交易机构购买减排信用。显然这一提案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尽管到目前为止，两个提案都没有获得批准实施，但这一观点在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关系的讨论中仍占上风。

与此同时，也有另外一种相对乐观的观点，认为气候变化政策不会给企业竞争力造成如此的消极影响，反而有利于鼓励技术创新，促进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提高整体资源利用效率。以中国节能灯生产为例，在国际竞争力的压力下，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节能产品的竞争力，使得中国成为世界领先的节能灯泡的出口国。为了促进环境友好型产品和技术的大面积传播，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谈判的多哈回合，正在寻求建立针对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快车道”，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减让，使具有较高环境成效的产品和技术能更好进入市场，增强其竞争力，作为对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领先企业的一种激励机制。

2007年7月5~6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日内瓦召集了联合国全球契约领导人峰会，许多商界领袖亲临峰会。在联合国全球契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共同促成下，会议发布了一个全球性倡议，“关注气候：商界领袖讲坛”的宣言。153家世界各地大公司（包括30家《财富》全球500强）的首席执行官承诺，加紧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提高能源效率，降低产品和服务以及生产过程中的碳负荷。同时，还要与本部门全球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通力合作，完善公认的标准，实施联合行动来降低气候风险。为此，企业将制订自愿目标，并每年公开汇报目标实施成果。宣言也呼吁各国政府尽快采取措施，“迅速构建全面、长期、有效的法律和财政政策框架，尤其是旨在稳定碳价格的政策和机制，从而让市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作用”，确保在2012年后形成可行的和具有包容性的国际碳市场机制。会议同时发布了《关注气候，今日的未来领袖》的报告，汇集了企业积极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成功范例。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Achim Steiner对宣言表示欢迎，强调“气候变化塑造着全球市场和全世界消费者的态度。胜利者和失败者将会在全球企业中产生。谁能抓住机会，适应环境、社会和管理政策，发展、创新并且应对挑战，谁就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先驱和产业领袖”。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总裁毕约恩Bjorn Stigson发表评论说，“在解决措施上我们有现实的选择。这些技术能够创造更为节约资源的经济并且可以减少资源使用产生的废弃物，比如碳捕获和碳存储技术（CCS）。”他同时表示，实施这些措施的工具也已具备，比如产品、过程的规则和效率标准，影响能源、产品、服务价格的税费等，企业和公众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采取自愿行动。最后，会议组织者邀请所有签约的企业，对相关行动进行公开披露，并于2008年7月始就此问题进行定期沟通。

从世界范围来看，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气候变化对企业不仅意味着风险，也存在机遇。寄希望于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不如积极行动起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同时，国际碳市场的建立和迅猛发展，使企业看到减排所具有的商业价值。企业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企业投资决策和在碳市场中的收益，需要连续、稳定和可预见的国际气候政策环境作为保障，因此，企业参与后京都谈判的热情非常高涨，成为谈判的重要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