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如果用来等待一个人，是漫长的。不知如今已成为“育红·施耐德”的唐山地震孤儿党育红是否知道，在这个她几乎已经抹去了所有记忆的城市中，很多人在等她。

    7月27日下午2时20分许，被当作外宾的党育红和她的母亲苏珊女士及当年石家庄育红学校大队辅导员孙丽丽老师一起走进唐山市唯一一家五星级饭店锦江酒店的时候，早已迎候在这里的党育苗、党育新姐妹俩立即欢叫着扑过去，姐妹三人紧紧搂抱在一起，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弥补此前一次又一次漫长的分离。

    “这是你，这是我，这是她”

    尽管语言不通，见到两个妹妹的党育红并不沉默。从饭店大堂到15楼的房间，三人连比划带说，一会儿抹泪，一会儿又笑做一团。

    稍事休息后，三姐妹同苏珊女士、孙丽丽老师一起，为闻风而至、前呼后拥的记者们召开了一个简短的见面会。

    20年前和10年前分别为她们照过合影的唐山劳动日报社摄影记者赵锡复拿出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张20年前的老照片。

    “这是你，这是我，这是她！”看到照片，育红在踏上故土后第一次使用了母语。一边的育苗和育新忍不住欢呼起来。

    其实，对于党氏三姐妹来说，关于自己的身世记忆，已经无需通过任何影像和文字去寻找。

    党育新说，第一次发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是在1984年6月。这时候她已经8岁半了，下个学期她就要升入育红学校四年级。而就在这个时候，专门培养教育1976年唐山大地震“地震孤儿”的育红学校完成使命受命停办了。

    姥姥把她接回家中，于是她知道，自己不同于那些有父母的孩子，从此要同年迈的姥姥相依为命了。

    姥姥是位沉默的老人，祖孙之间没有交流，她的生活中再也没有了从小习惯的老师的关爱和看护。在育红学校，像她这样幼小的孤儿，是被5位老师从几个月起抱着长大的。这一突然的生活转变，让生性活泼的党育新整整适应了两年。孤独和无助中，党育新数次给育红学校那所她心中的“家”写信，问：“什么时候开学啊？怎么还不接我回来？”

    而此时的育苗也回到了唐山。小育苗生性好动，喜欢唱歌、跳舞，也喜欢冒险、玩恶作剧，她常常跟别人吵吵闹闹，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在人们眼中，她是个不安分的孩子。

    党育苗15岁那年，有一件并非偶然发生的事，对她的成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90年春节前夕，党育苗作为唐山地震孤儿的代表应邀去北京，参加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心连心”军民联欢晚会。那一天，还有一位解放军某团政治处主任吴兰恩，他是作为曾被中央军委授予“唐山抗震救灾模范红二连”光荣称号的代表来参加晚会的。由于晚会主持人精心安排，素不相识的党育苗与吴兰恩戏剧性地会见，使得那场灾难中的救人者和被救者两代人紧密联系了起来，党育苗更由此开始了不同以往的新生活。

    吴兰恩1972年入伍，唐山地震时，他们是最早进入唐山震区的救援部队之一。

    当年电视屏幕上党育苗与吴兰恩相见的动人场面，把那场晚会推向了高潮，会场上和电视机前，不知有多少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晚会结束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轻抚着党育苗的头顶，语重心长地说：“党育苗，这名字取得好，你要做党的好苗苗。”他又叮嘱吴兰恩：要像亲人那样照顾好党育苗。”

    这番话，使吴兰恩陡然觉得自己肩上压上了新的重任。此后，他不断地给她写信、寄东西，也寄些零用钱。除了生活上的关怀，他还及时地给她以丰盈的思想营养，使小树嫩苗在阳光雨露的恩施下茁壮成长。

    终于有一天，吴兰恩夫妇接到了苗苗这样一封信：“……亲爱的爸爸妈妈，当我看到别的孩子在父母面前撒娇的时候，多么想一头扑在你们的怀里啊！”吴兰恩夫妇再也关闭不住感情的闸门了，如同父母想念着在远方的儿女，他们急切地想见到她，让她到身边来。

    就这样，1994年7月，他们把党育苗接到在河北涿州的家中。从此，孤儿党育苗终于有了一个日夜渴望的父母双全的家。

    “我有两个祖国”

    从外表看去，如今的党氏三姐妹如同我们身边每一个邻家女孩，一样乌黑的长发，一样明朗的笑容。

    然而只要她们开口说话，人们就能准确地区分出来———育新一口地道的唐山腔，育苗讲的是普通话，而育红则满口谁也听不懂的德语。

    多年来，育红的养母苏珊女士一直为女儿没能学会一口流利的汉语而遗憾，她说，育红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也很有语言天赋，只可惜讲汉语的语言环境太少了。

    于是有记者问不大会讲汉语的育红：“对于你来说，祖国的概念是怎样的？”育红回答：“我有两个祖国，一个是奥地利，一个是中国。”

    比起两个妹妹，有着“两个祖国”的育红的生活似乎更多了一份传奇色彩。

    1979年9月，苏珊与丈夫一起以奥中友协代表团团员的身份来中国访问，一踏上中国的国土，他们便深深爱上了这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并且有了一种他们自己看来可能是奢望的想法：要是能够收养一个中国女孩该有多好！他们向一位中方陪同人员透露了这个想法，这位唐山籍的陪同人员不但支持他们，还给他们指点迷津：可以收养一个唐山地震孤儿。接着，他就向他们介绍了唐山孤儿的情况。汉斯夫妇怦然心动了，他们正式向中国对外友协提出了申请，对外友协也给河北省委写了一个报告。但当时人们觉得把一个中国孩子送给外国人收养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事情就这样被搁置了下来。

    回到维也纳，汉斯夫妇焦急地等待着。翌年3月，苏珊再次来到北京，她去对外友协催问这件事，对外友协被她的真诚态度感动，遂再次致函中共河北省委。催办函和报告被送到当时的省委书记手中，他很快做了批示：同意由苏珊夫妇收养一个唐山孤儿，但要选择没有亲人、社会关系极少的孩子。事情有了转机，有关单位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行动。

    石家庄育红学校推荐了党育苗，为落实省委书记的批示和苏珊提出的条件，外办工作人员带着党育苗回到唐山，详细进行了社会关系的调查，结果发现了她的姐姐李秀荣，这才知道党育苗原名李秀凤。党育苗的条件不符合要求，又换了党育新。外办人员把党育新带到唐山，经过调查，知道她尚有哥哥、姐姐、姥姥和姑姑，她的本名叫王立秋。党育新也不行，又轮到了党育红。外办人员带着党育红在唐山住了很多天，经多方查询，也没有找到她的任何亲属。她被选中了。

    1980年8月8日，苏珊女士专程来唐山参加收养中国孤儿的交接仪式。当她抱起这个胖乎乎、活泼可爱的小女孩时，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她在孩子苹果般红润的脸蛋上吻了又吻，不住地喃喃着：“我的女儿真漂亮，真美……”

    她在会上致词说：“孩子名叫党育红，她会永远叫这个名字，让她永远记着，她是中国人，她的出生地是唐山。长大以后，如果她愿意回中国来，我们将尊重她个人的选择。”

    育红的父母遵守着他们的诺言，没有给党育红改名，只是按奥地利人的习惯，在名字后面加上父名，叫育红·施耐德。

    苏珊女士告诉我们，她喜欢中国，崇拜毛泽东。这时我们注意到，这位金发女郎身上背着一个绿色挎包，背包上绣着的图案是———毛泽东像。

    苏珊笑着告诉大家，当年领养中国孤儿时，自己曾和丈夫作了一番讨论：毛主席曾经说，在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就要个女儿吧。果然，“育红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来唐山之前，苏珊女士专门带女儿在北京滞留了两天。她们去了王府井、大栅栏、天安门、天坛。她们很少坐车，行走在北京的街头，感受着北京的气息，苏珊专门去了当年她到北京接党育红时住的北京饭店4058房间看了看。苏珊说她20年前给维也纳的一家杂志写了一篇介绍北京的文章，这次到北京来看到日新月异的变化，回去要再重写一篇，介绍2008年奥运会前的北京。她说“中国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而党育红对北京最直观的看法是，北京的物价比维也纳低多了，无论想买什么都只需花很少的钱。而且人们生活方式简单，热情友好。在维也纳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少有人帮助，而北京人都是热心肠，比较喜欢帮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