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长征，我走了3万5千里

    1934年10月，我和另外30个女同志一起，被批准参加长征。

    刚出发几天，我这不争气的脚老闹别扭。从天亮走到天黑，一双脚像灌了铅一样，沉沉欲坠，粗硬肿胀，举步维艰。晚上要是不用热水泡，第二天就迈不开腿。走着走着就落在了后面，想坐下歇口气，可一歇就跟不上大部队，因此常受到责难。但是我从不泄气，咬着牙与战友们互相鼓励着走。当时这支娘子军给自己提出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因为当时对待生病、负伤，实在走不动的办法是每人给八块钱，留在老百姓家里。

    当时我的身份是“工作队员”、“政治战士”，工作是“走前走后”。头一天晚上了解部队明天的宿营地，早起提前出发，插到前面到达目的地，搞到粮食，请好民夫，这就是“走前”。有时到达目的地，群众躲进山上去了，粮食藏起来了，见不到一个人影，找不到一粒粮食。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但却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只能丢下背包，来不及吃饭、洗脚，翻山越岭去寻觅躲藏的群众。好不容易找到几个老乡，费尽口舌宣传一番，说动他们为红军当民夫，待筋疲力尽领着这几个民夫回到宿营地，天已大亮，队伍早已出发了，又得拖着没有得到休息的双腿去追赶队伍，这就是“走后”。这一“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一二十里路，一年下来多走的路就相当可观了。此外，还不可避免地要走许多弯路、回头路、冤枉路。因此，后来有人说我们是“走了三万五千里长征的人”。

    部队走到云南，吴富莲同志发高烧。我赶紧和几个女战友到一个老乡家里找水，走进老乡家，看见屋里放着一筐新鲜熟透的梨子，大家喜出望外，七嘴八舌的议论着，口水直往肚子里咽。但没有一个人去拿。这时候，病中的吴富莲听到她们的议论，声音微弱地说：“给我买一个梨子吧”。于是大家都不知所措了。因为老乡不在，没法讲价钱。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出高价买，并且让我写了一封信：老乡：我们红军长征路过此地。有一位同志病了，想吃个梨子。你不在，我们拿了一个梨，留下12个铜板。对不起！当时，两三个铜板可以买一个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