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公正，即使他已经死去

儿子被认定为“主犯”，自己握有证据却不能走上法庭为儿子辩护，我理解闫根的痛楚。

按照目前法律规定，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对他的追诉程序即告终结——他不再是追诉对象，亲属也就没有了继续参与诉讼的资格。从法院第二份判决书刻意回避“闫立昕”三个字的小心翼翼，我也理解了法院的无奈。

如果不想让更多人体会闫根一样的痛楚、让更多法院经历萨尔图法院一样的无奈，那么，是想想办法的时候了。

下面几个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完全不评价、不描述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做得到吗？

如果从起诉书到判决书，压根儿不描述和评价他们的行为，自然不会出现本案的问题。问题在于，在一些案件尤其是共同犯罪案件中，想完全绕开他们的行为，是不可能的。而死者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也将决定生者责任的大小和受到处罚的轻重。

所以，从全面查清案情和对活着的被告人公正的角度看，在一些案件中，对死者“犯罪事实”进行描述和评价，是必要的。

第二， 需要出现死者的地方一律用“某某”代替，行不行？

如果法律文书中不出现死者名字，而代之以“某某”，是否可以避免本案的尴尬？

答案是否定的。法律文书，是对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所确认事实的记载。如果确认过程没有死者一方的参与，仅仅在法律文书中将他的名字改成“某某”，没有实质意义，对他也是不公正的。

而且，即使用了“某某”，特定的身份也很容易让人识破“某某”是谁。比如，现在判决书说“宏丰公司法定代表人闫立昕”，即使改成“宏丰公司法定代表人某某”，明眼人还是一眼便知：这“某某”不就是闫立昕吗？用“某某”，并不能避免他社会评价降低的后果。

第三， 要不要给死者亲属辩护权？

既然在某些案件中，对死者“犯罪事实”的描述和评价是必要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该如何保证描述和评价是公正的？

从理论上说，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负有全面收集证据的义务，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包括死者）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收集死者无罪、罪轻的证据。从实践来看，绝大多数司法机关能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

然而，仅有司法机关全面收集证据制度，却是不够的，因为它并不能保证最坏的结果不出现。一旦司法机关收集证据出现方向性偏差，忽略死者无罪、罪轻的证据，而死者亲属又没有相应的救济途径，就会出现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所以，笔者建议：给予死者亲属辩护权，让法庭在“兼听”的基础上作出公正评价。

最后说一点。笔者曾就本案请教多位法学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本案更符合单位犯罪构成。如果按照单位犯罪追诉，已拿到宏丰公司代理诉讼授权书的闫根，就可以走上法庭，提交他所收集证明儿子、证明公司清白的证据。可惜，这条路终于没能走通。不知放单位一马的背后，是否真有闫根所说的玄机？作者: 李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