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童

　　杨某原是重庆江北区国土资源局负责东部新城、复盛地区拆迁赔偿的负责人，不到一年时间就在拆迁过程中受贿6.5万元。近日，杨某在法院受审时，他的辩护律师提出“近年物价涨了”的问题，暗示分级量刑的金额也应“水涨船高”。（4月5日《重庆时报》）

　　律师在为杨某辩护时关心起了“物价上涨”，当然有着特定指向与目的。因为现行刑法制定于1997年，根据规定，受贿5万元以上应判处有期徒刑5年以上，并处没收财产。而杨某已被查实的受贿额度，若考虑“物价因素”，显然对减轻其刑罚有所帮助。不过，法官的一句“请律师只谈与案件事实相关的情况”，当场击碎了他的“减刑梦想”。

　　物价上涨“受贿容忍度”也该上涨的意思表达，虽然只是辩护律师的一家之言，却也未必没有现实的衬托与映照。这些年来，随着一些大案要案中涉案者动辄收受数百万、上千万不义之财案情的披露，似乎一些腐败分子已经萌生了小拿小要离犯罪很远的自我放纵思想。所以，尽管法律的利剑一直高高悬着，可在某些自作聪明者眼里，却可能早已失去了应有的威严与震慑。

　　不仅是少数公职人员自己放松了“受贿容忍度”，由于种种原因，一定数量的普通百姓似乎也把“受贿容忍度”的底线放宽，看成是对现实的无奈接受与认可。所以，生活中常能听闻这种故事，得悉某某官员因着收受小额钱财而身败名裂时，一些人会这样评说：才拿了这点好处就毁掉了美好前程，可惜这“清官”了！

　　尽管已经有法学专家提出，在法律条文当中明确规定受贿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太过强调权钱交易性质，而应由其犯罪性质及其造成的后果严重性等作为量刑标准。而笔者却认为，强调受贿定罪的数额标准，本身也是为了警醒某些意志薄弱者洁身自好、莫越雷池半步。但是，律师当庭表示物价上涨“受贿容忍度”也该上涨的做法，则表明在现实的监管过程中，我们既要看到低标准“受贿容忍度”的暂时事实，更应大力推进“受贿零容忍”的实施步伐，这才是社会真正的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