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跟随彭德怀同志度过了艰苦战斗的三个寒暑。他那光辉的形象，卓越的才能，崇高的品德，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彭总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是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上旬，在沈阳召开的志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

当时诞生刚满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到美国侵略者的严重威胁。美国侵略者不顾我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向我国边境疯狂进犯，还出动飞机，侵犯我国领空，轰炸扫射我国人民，并一再向中国人民发出战争恫吓。面对这一严重局势，中国人民忍无可忍，要求派遣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邀请下，当中国人民志愿军组建起来以后，大家非常关心党中央、毛主席派谁来指挥这支军队。当大家看到彭总到来的时候，非常高兴，信心倍增。

前此，党中央政治局多次研究了美国扩大侵朝战争对我国日趋严重的威胁，提出了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作战，打败美国侵略者的主张。这一正确主张，遭到了林彪和高岗的反对。他们认为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三倍、四倍于敌人的炮兵和装甲兵，就不可能顶住进攻的敌人。现在同美国打仗是“冒险”，是“引火烧身”、“惹祸上门”。在这种情况下，经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彭德怀同志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总在我们的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刻，毅然接受了党和人民的重托。当时彭总的身体并不很好，胃病、关节炎、痔疮折磨着他。东北地区早已霜风刺骨，他因事前毫无准备，仍然身着从西安穿来的单衣，四处奔波。直到渡过鸭绿江，才换上了朝鲜人民军送来的军装。　　

（一）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面对着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现代化的侵略军。他们完全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我军基本上是步兵，手里又多是解放战争时期从蒋军夺取的陈旧装备，朝鲜地形狭窄，三面环海，利于敌人的海、空军活动，而不利于我军的运动作战，并对我军后方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城乡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为困苦，我军所需一切物资都要从我国运去。面对新的作战对象和作战环境，彭总经过精细的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在入朝作战十几天后，便提出了在战略反攻阶段以运动战为主、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为辅的作战方针。他强调指出，在新情况下，过去我军常常采用的那种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的打法，今天已不适用，而必须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开缺口，以主力迅速向敌后预定目标猛插，大胆地实行战役战术迂回，渗透分割包围敌人，乘敌之乱，集中优势兵力，予以各个歼灭。在必要的时候，又须坚守阵地。为了避敌之长，攻敌之短，必须充分利用夜战和近战。经过连续５次战役的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符合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的，是完全行之有效的。

彭总非常重视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周密的侦察，有时亲自察看地形，听取对战俘的审问，对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他要求各级指挥员的位置尽量靠前，他自己的指挥所也设在距前线很近的地方。在主要作战方向上，还多次派出前进指挥所，由副司令员到前面去直接指挥。同时制定按级和越级结合的联络方法，志愿军司令部直接联络到军或师。这样来保证指挥的灵便通畅，及时把握情况，随时捕捉战机，并在必要时实行超越指挥，即使情况发生意外的变化，也能迅速扭转不利态势，使我军立于主动地位。

志愿军出国后的第一仗，是在朝鲜战局处于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我军人生地疏，又没有对美作战的经验，原定作战计划是首先抢占平壤以北的龟城、泰川、德川、宁边一线控制要点，构筑工事，组织防御，阻止敌人的进攻，稳住局势，取得经验，然后再相机消灭敌人。但我军入朝以后，敌军前进的速度很快，我军已不可能先敌到达预定的防御地区。此时，敌人尚未发现我军入朝，仍然毫无顾忌地分兵冒进。彭总立即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顺应新的情况，迅速改变计划，作出新的部署，以部分兵力钳制东线之敌，集中主力于西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人展开突然而猛烈的反击。战斗中，先打战斗力较弱的伪军，后打战斗力较强的美、英军，运用战役迂回分割包围敌人，使我军一开始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经过十二昼夜英勇顽强的战斗，歼灭敌军一万五千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清川江以南。

为了消灭敌人，彭总经常用很大的精力细致地研究敌人，熟悉敌人各方面的情况，力求避敌之长，击敌之短。他还十分注意了解敌军的指挥官，充分利用他们的弱点和在指挥上的过失。敌人遭我第一次沉重打击之后，麦克阿瑟竟集中全部兵力，发动所谓“圣诞节”总攻势，并狂妄叫嚷要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彭总利用麦克阿瑟的骄横心理，巧妙地安排了消灭敌人的部署。我军主力隐蔽后撤，在我后方有利地区设置战场，并做好歼敌准备；以少量兵力引诱敌人，阵前制造假象，故意示弱，以扩大敌人的错觉。敌人果真按照彭总的预定计划，闯进我军预设的战场，我军当即出敌不意地给以猛烈突击，又迅速实行战役迂回，断敌退路，把敌人分割包围。正在做着圣诞节结束战争迷梦的敌军，遭此突然打击，有如晴天霹雳，当发现退路已被切断，全线动摇，纷纷从陆地、海上、空中狼狈逃窜，有的则整营整团整师地被我歼灭。我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歼灭敌人三万六千余人，其中包括美军２４，０００人，缴获了大量装备物资。敌人不得不撤到三八线以南转为防御。这次战役的结果，大大超出了我军预定的目的，麦克阿瑟老羞成怒，叫嚷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来孤注一掷。后因同美国总统发生了争吵，于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１日被杜鲁门撤销了职务，灰溜溜地下了台。

彭总常说：“了解敌人是不容易的，了解自己也不容易，受了挫折往往过低地估计自己，胜利了又往往过高地估计自己，这两种偏向都要防止。”彭总在军事指挥上的明智，突出地表现在任何时候既能冷静地观察敌人，又能清醒地估量自己。在连续取得两次战役的重大胜利之后，彭总更加强调战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要求大家作好充分准备。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军在第二次战役一结束，即于１９５０年除夕之夜，发动了第三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很快突破了敌人长期经营的坚固防线，分割了敌人。此次战役，歼敌一万九千余人，前进了八十至一百一十公里，解放了汉城，推进到三七线。至此，我军入朝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三战三捷，给朝、中两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在胜利的欢腾中，我们有些同志滋长了轻敌速胜思想，主张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侵略者赶下海去。彭总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第一，敌人虽遭我沉重打击，但主力尚未明显削弱，后备力量仍很强大，技术装备方面仍有极大优势；我军不但技术装备没有改善，而且兵员也未得到补充，敌我力量对比尚未发生明显变化，决战时机并不成熟。第二，敌人在三八线虽有坚固工事，但并未拚死抵抗，且有的敌军未经接触便迅速后撤，说明敌人是有组织的退却，有意保存实力，伺机反击。第三，我军运输线延长，在敌机轰炸破坏下物资供应更加困难，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极需休整补充。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显然是企图诱我南下，造成我东西两岸防御空虚，侧翼暴露，以便利用其海空优势，从我侧后登陆，夹击我军。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是危险的。因此，彭总断然决定停止战役追击，并教育部队克服轻敌速胜思想，同时严阵以待，准备随时粉碎敌人新的进攻。果然不出所料，仅仅过了一个星期，敌军就开始对我进行试探性进攻；过了二十多天，在大量炮兵、坦克、航空兵的支援下，对我发起全线进攻。由于我军早已有了准备，便按预定计划开始了第四次战役。全军指战员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展开了机动防御作战，取得了歼敌七万八千余人的巨大胜利。

敌人从正面进攻受挫以后，进一步加紧了向我侧后登陆的准备，企图把战线推向平壤、元山一线，置我军于困境。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争取时间，提早发动了第五次战役，歼灭敌人８万余人。这次战役的发动，虽然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但是，为了粉碎敌人向我侧后登陆的阴谋，是十分必要的，战役结果实现了这一主要目的。

彭总在作战指挥上刚毅果断，但是，在下定决心之前，总是虚心地同大家商量，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部署一个战役，常常采用会议的形式，经过集体讨论，集中正确意见，作出最后决定。对于各副司令员和下级指挥员提出的建议，他总是认真考虑。他亲自起草的命令和报告，都要给志愿军各领导同志传阅，征得大家同意后才发出。第五次战役结束以后，彭总曾主张打第六次战役，有的同志提出不同的意见，彭总以赞赏的态度把意见转给了毛主席。后来毛主席指示不发动这次战役，彭总便乐意地撤回了自己的主张。彭总很重视发挥司令部的作用，常把参谋人员找来，说：“请诸葛亮谈谈情况。”在彭总的领导下，大家都自觉地兢兢业业地奋力工作，心情非常舒畅。对下级，他要求在统一作战部署下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遇到意外情况时，更要能够果断处置。在严守军事机密的条件下，尽可能地让广大指战员了解有关的作战意图和作战计划，在情况许可时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集中群众的智慧把仗打好。他非常重视广大指战员的先进经验和新的创造，一经发现，便及时给予表彰和推广。在防御作战中发展起来的以坑道为主的防御体系，就是一个突出的实例。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我军开始了战略防御的新阶段。彭总及时指出：在大规模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可能性减少了，我们必须准备持久作战，要学会阵地攻坚与阵地防御这种阵地战的作战形式。在防御作战中应是积极防御，对每一阵地必须反复争夺；同时采取反击及小出击，歼灭敌人。在防御作战中，在敌人大数量的航空兵、炮兵、坦克的毁灭性的轰击下，能不能守得住，就成了对我军的新的严峻考验。为了有效地保存自己，杀伤敌人，火线上开展军事民主，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开始时在野战工事里挖“猫耳洞”掩体，后来逐步挖深，形成了一条条互相连接的小型坑道。彭总发现后极为重视，并在全军推广。在统一的计划和要求下，全线掀起了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彭总还亲自到前线钻进坑道视察。经全军指战员创造性的艰苦劳动，在二百多公里的防御正面和东西海岸及其纵深地带，构筑了战斗坑道总长一千二百五十余公里，经过不断增加工事的强度，完善工事的结构，逐步形成了以坑道为主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完整的防御体系。这一宏伟的防御体系的形成，使我军的防御获得空前的稳定，使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归于失败。我军以此为依托，多次对防守坚固阵地的敌军进行攻坚战，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歼敌１２万人和收复土地２４０平方公里的１９５３年夏季进攻战役。正如毛主席在１９５３年９月１２日的讲话中所说：“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２１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１８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第１０２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才被迫同我签订了停战协议。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保障异常复杂、艰巨。彭总就任志愿军司令员的第一天，就亲自抓后勤工作。他要求“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首先把两个月以上的作战物资提前运往朝鲜战地，并报告毛主席请求加强运输力量。部队一入朝，他就从整个战略需要出发，指出朝鲜铁路线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立即报告金日成首相，建议中、朝合建球场至德川以及金城经泰川、宁边至球场的中间铁路干线，并建议加修数条战略公路。经过批准后，他又亲自过问勘察和施工，保证了以最快的速度建成，对支援战争起了重大作用。当我军打到三八线附近以后，鉴于加强后勤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志愿军党委在彭总的主持下于１９５１年５月认真研究了后勤工作，作出了加强后勤工作的决定。并整顿和健全了后勤组织机构，改革了供应体制，组织了强大的运输部队、装卸部队、通信部队、公安部队、防空部队和后方工程部队，指定志愿军一位副司令员兼任后勤司令员，并抽调一大批有军事指挥才能的干部到后勤工作岗位。在彭总的关怀和领导下，在各级党委、后勤战线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建设了一支坚强的后勤队伍和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