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动力公司1918年制造的双人坦克

1966年3月，美军坦克通过南越西贡市区

美军M1坦克在伊拉克街头巡逻

许多例如机器人技术、指向能技术、计算机技术、基因工程和纳米技术一类的创新技术，都拥有突然改变战争形态并从而导致国际体系发生根本改变的潜在能力。虽然美国在信息时代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这并不能保证该优势就能一直保持下去。美国的挑战者，可以使用新的战争手段（或者是象核武器这样并不是很新的手段）来改变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平衡。细菌武器、化学武器以及计算机病毒这样一些可廉价制造并散布的武器特别适用于弱者对抗强者的场合。

如果这些技术手段被运用到诸如恐怖袭击一类的作战模式中，美国及其盟国将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在历史上充斥着这样的先例，超级大国由于没有跟上军事革命的步伐而最终失去了其固有的优势－蒙古人没有赶上火药革命，土耳其人和印度人错过了工业革命，法国和英国在很大程度上错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还有就是苏联错过了信息技术革命。这些例子很好地证明了这样一条地缘政治的铁律：过去的成绩并不能保证你在未来也可以获得同样的成绩。霸权的终结很可能是突然发生的，甚至可能发生在其长期的繁荣之后。

特别是这种长期兴盛之后的霸权终结。一般来说你越是长时间地居于顶端，就越少会去考虑存在别人取代你的位置的可能性。这种自满是一点点渗入人心的，尤以美国这种没有先例的霸权为突出。

1973年，以色列在几乎要输掉赎罪日战争的时候意识到了这一点－仅仅在六年之前以色列军队在该地区还是不可战胜的。当时以色列人在面对苏联提供的反坦克和防空导弹时毫无心理防备，这是一次为信息时代战争做预演的战争。事后有人说，埃及军队和叙利亚军队的实力在遭受六日战争的耻辱后获得迅速提升并不那么令人吃惊。因为失败往往可以成为改革的动力，从普鲁士人在拿破仑战争中的耻辱（普鲁士人在拿破仑战争中惨败给法国人，励精图治后在普法战争中俘虏了法国皇帝－译注）到德国人在一次大战中的耻辱，再到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的耻辱，都是如此。而在1853年发生日本的例子中，当时日本并没有真正战败，美国的佩里将军仅仅是率领“黑船”到达了日本（其实是武力胁迫日本开国－译注），就促使日本进行了广泛的军事改革。上面所说的所有这些挫折都导致了一度被击败的军队找到了新的作战方法，并在未来的战场上获得了胜利。

相对来说，居于统治地位的霸主们所进行的改革就要少得多。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奥斯曼帝国，他们只在其建国早期赶上了一次军事革命－火药革命。在其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全胜期，土耳其人使用火器的海陆军击败了小亚细亚、北非和巴尔干地区的大量国家。然而，到了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过去在战争中的辉煌却成为了他们进行改革的主要障碍，而当时只有通过改革他们才有可能同欧洲的竞争者们并驾齐驱。到了十九世纪，土耳其宫廷再进行那些三心二意的改革已经太晚了，曾经的基督教国家鞭挞者（欧洲人在历史上几次给东方人打得狼狈不堪，不过他们从来不认为是自己无能，而总是认为那是上帝的惩罚－人力是不能对抗神力的，所以打败他们的东方民族往往被称为“上帝之鞭”。其中最有名的几条鞭子是匈奴人、蒙古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译注）沦落为了“欧洲病夫”。就这样，早期的成就造成了土耳其人和许多其他国家晚期的失败。

无法控制的创造力

历史并没有给出军事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具体蓝图。并没有某种单一的模式可以覆盖所有的例子。这正如詹姆士•威尔逊所写：

（技术）革命发生的不同性并不仅仅在于想找出一种可解释所有革命发生原因的普遍理论如想找出一种可解释所有疾病的医学理论一样是不可能的，而且还在于技术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同其执行者个人兴趣和信仰相关。所以说除了“偶然发生”之外，很难找到另一种通用的社会科学理论来对技术革命的发生进行解释。

下面我们来概括描述一下五百年来的历史，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看出，自中世纪以来多数根本性创新来自于正常军事体系之外（此处最新的例子包括原子弹、卫星、以及隐形飞机）。但是绝大多数改变了战争面貌的关键性发明则多少是那些独立发明家，例如罗伯特•富尔顿、海勒姆•马克沁、冯•德莱瑟（发明撞针式步枪－译注）以及古里奥•马可尼等人过人天赋的产物。这些创新中的一部分本来就是出于军事目的研究出来的，但多数却不是。例如，在十五世纪导致了火炮更加有效的铸造技术，其开始的初衷仅仅是为了更好地铸造教堂里的大钟。

技术的传播和过时

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独保有一项技术或者科学概念很长时间。法国在柯尼格拉茨会战（普奥战争的决定性会战，会战中普鲁士军队使用新式撞针步枪大败奥匈帝国主力军团。此战后奥地利退出了对德意志霸权的争夺－译注）之后仅仅四年就装备了撞针步枪，德国在英国人推出无畏舰之后两年就推出了同样的产品，苏联在美国轰炸广岛和长崎之后仅仅四年就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新科技只要证明了其有效性，总是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得到传播，这是一条铁律。

也存在一个例外，那就是在后火药时代和早期工业社会，也就是说在1700-1900年间，从西方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技术传播是非常缓慢的。这就造成了极度的不平衡，并使得欧洲人以非常低的代价征服了世界上大多数的土地。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平衡规律再次发挥了作用，亚洲和非洲的国家拥有了现代化武器，从而可以从被两次世界大战所削弱的欧洲国家手中赢得自己的独立。有些分析家可能会低估技术原因在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但这并不能动摇先进武器在西方崛起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观点。

技术传播和技术过时的过程在19世纪中叶例如克虏伯、温彻斯特、阿姆斯特朗等军火巨头崛起后变得更加快速了。这些军火巨头很乐意将武器卖给任何人。于是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德国军队被中国士兵所使用的毛瑟枪和克虏伯火炮所打死。而那些当代军火制造商们，例如洛克希德 •马丁、罗斯洛尔•格鲁曼以及欧洲航空防务和空间公司，虽然被严格限制出口，但也同样在追寻将尽可能多的最新技术卖给全世界。

今天，卖计算机、夜视镜、以及全球定位系统等军民两用产品的公司大行其道。由于他们的成就，许多美国在信息时代的关键性优势技术以同样的速度同时流入朋友和敌人之手。这是全球西化长期趋势的组成部分，这使得亚洲人、美洲人、非洲人以同样的标准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同欧洲人融合。

同技术过时同样重要的是心理过时。当士兵们在柯尼格拉茨会战第一次面对撞针枪，在恩图曼面对机枪（恩图曼战役－马克沁机枪早期使用的经典战役之一，一天内约有两万名苏丹骑兵倒在英国殖民军的马克沁机枪阵地前－译注），在波兰和法国面对坦克，在海湾战争中面对灵巧炸弹的时候，他们是毫无心理防备的。然而下一次就不是这样了，正如2003年在伊拉克执行的联合轰炸战役一样，这次战役带来的“震惊和敬畏”远不如1991年那样大。断断续续的轰炸持续了十年，伊拉克人已经习惯了精确制导武器的效力。相对来说，美国装甲部队凶猛和快速的推进反而给伊拉克人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获得军事优势，并不一定需要首先制造某种工具或者武器。也许如何在最广泛程度上有效利用这种工具或者武器才是更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