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和创新

文化、地理、政治，以及其他某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如何接受军事创新。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国家战略境遇－一种其地理位置、恐惧和雄心的综合体。地理位置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至少它不能解释为什么英国几世纪来一直是海上霸主，而同样作为一个靠近大陆的岛国的日本却并不是。以及为什么是普鲁士而并不是其相邻的萨克森或者巴伐利亚在18世纪初成为了强权。还有就是为什么瑞典在17世纪从一个偏僻的角落突然崛起然后又在18世纪悄然回去－它所在的地理位置一直没有改变。然而虽然地理只是许多因素中的一种，我们也还是要明白，地理因素的确影响着一个国家是否更好地接受军事革命。

例如德国，由于其准备在一场快速机动的大陆战争中击败许多敌人而在利用装甲力量方面成为了领导者。纳粹并没有在发展航空母舰和四引擎轰炸机方面做出什么贡献，因为他们并不认为其在对抗大陆之敌的战争中需要用到这些东西。美国正好相反，她是在发展远程轰炸机和航空母舰方面的领导者，因为其准备要在国界外的海上和空中同敌人进行战斗，而陆地作战的规模较小。这种预期会大大影响资源的分配。

这样就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设定。德国人在两次大战的间隔期全心全意地准备欧洲大陆上的陆战，而英国没有。英国人仅仅在准备在大西洋或者太平洋可能发生的海战以及进行殖民地警察系统的提升。美国在越战之后的焦点只聚集在一个敌人身上。于是其准备同来对付苏联红军的概念和技术被非常好地运用到了伊拉克军队身上。

今天，美国正因为存在很多潜在的敌人而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些敌人从非政府组织(基地组织及类似组织)到中等国家（伊朗、北朝鲜、叙利亚）一直到崛起中的大国无所不有。因为美国选择了在所有作战领域（地面、海上、空中、太空，以及网络空间）、所有作战模式（从维和行动到高强度冲突）、全球所有角落都要保持优势，所以她就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立刻在许多领域进行投资和创新，要么就止住她的那颗雄心。

民主的优势？

西方国家是过去500年中最成功的军事革新者。在西欧人以及他们的海外子孙身上有某种相对其他文明来说更加主动和开放的特性。相对自由的政治和知识气氛培育了创新得以开花结果的环境。而苏联社会的缺乏自由则最终导致了他们在追赶信息社会脚步时的失败，这正如西班牙和法国社会自由气氛的缺乏使得他们在和荷兰、英国进行海军军备竞赛时的失败一样。

但是我们必须要小心某种简单化的“民主必胜”观念。历史上有很多专制政府相对其民主对手更好地进行了军事革命的例子。普鲁士/德国武装力量在 1864 到 1942年间的成功以及日本人在 1895 到 1942 年间的成功都向世人表明了专制体系可以多么好地进行改革。这一切所需要的只是某些对变化的公开、一个对知识界精英的承诺，以及批判性检验自己错误的能力—偏执的德国总参谋部完成了所有这些步骤。事实上，多数民主政治国家在对军事改革进行投资方面都有着天然的缺点，因为他们在和平时期对武装力量并不慷慨，这个缺点在1930 年代使所有西方国家遭了灾。

也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军人在为民主政治作战时会比为专制政权作战时表现更好。因为人就是人，纳粹国防军至少在不早于1943年之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战斗部队。德国军人甚至比民主的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军人表现得更有主动性。同时，苏联军队对物质匮乏和伤亡的承受力也远超其西方盟友。缺乏民主的北越则是另一个拥有较好野战部队的现代国家。无论如何，专制政体所拥有的军队和民主政体所拥有的军队，其直接的差别并不如专制和民主之间的差别那样大。甚至最讲自由的国家也必须采用指挥和控制手段，而最专制的国家也必须要注意其军队的士气和个人的主动性问题。

但是如果说民主政治在创造强大的作战机器方面没有优势的话，那么他们在该如何更好地使用军队方面则有某种本质上的优势。由于缺乏内在的制衡机制，专制军队在这方面容易失控。正如菲利浦二世、古斯塔夫大王、路易十四、腓特烈大帝、拿破仑、威廉二世、阿道夫•希特勒和二十世纪早期的日本领导人这些人，他们都创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最后却都将其国家引入了毁灭性的战争之中。这些独裁者缺乏自制，而其他的政治家也没有强大到可以阻止他们。在战术方面他们可能是强大的，但在大战略方面他们却很糟糕，最好的例子就是拿破仑和希特勒对俄国的愚蠢进攻。某些时候民主政体开始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例如布尔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和越南战争），但到最后他们可以避免最糟糕的结局，因为他们拥有更好的决策机制。

建设更好的官僚体系

创新是否成功，以及其是为专制政治还是民主政治服务的关键，在于一个有效的官僚体系。美国今天的秘密武器不是隐形飞机或捕食者无人机,而是负责他们发展的机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该机构的前身成立于1958 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危机时期，今天它已经向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国家机构是如何通过向大学、智库和私人公司提供高风险投资来推动创新的前沿发展的。

在有限范围内创新是可能被组织起来的，DARPA正是如此做的。那些试图同美国进行竞争的国家由于没有花费和美国同样多的经费在研究和发展上而进展缓慢。即使是那些经费达到了一定数量的国家，例如欧盟，他们的集体防卫预算大约有美国的三分之二那么多而他们的士兵数量比美国还要多一些，因此他们的军事实力应该接近美国。但问题是多数欧洲人的军费并没有得到集中使用，因此是非常低效的，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在分配二十亿的年预算时就要灵活许多。

正如从 18 世纪的印度到 20 世纪的中东国家广泛证明的那样，如果没有正确的官僚体系，那么现代武器的有效性就是值得怀疑的。阿拉伯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从1945以来，尽管他们获得了从法国、苏联等国家提供的很多现代化武器，然而他们的军队被证明是没用的。在1948、1956、1967和1973年阿拉伯人对抗以色列人的战争中，阿拉伯人一直占有人力和物力上的优势，但以色列人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夺得了胜利。在1986-1987年卡扎菲试图吞并北乍得的某次秘密行动中，武装得非常好的利比亚军队被装备低劣的乍得人击退。事实证明阿拉伯人唯一能够很好运用的战略是恐怖注意和镇压。

并不奇怪阿拉伯专制国家在多数时候并没有试图去做那些想要利用现代军事力量就必须进行的改变。没用一个阿拉伯独裁者敢于培养一支强大到可能被利用来对抗他本人的军队。但是甚至对更加自由主义的政体来说（这些政体并不需要去考虑什么军事政变问题）,从一种军事体制转为另一种军事体制也都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斩草除根”，因为这需要从根本上动摇现存的职业模式和某些深层的信仰体系。被训练用来进行骑兵冲锋的军官们很不乐于看到坦克的使用，在战列舰上受训的海员也并不会对航空母舰的到来感到高兴，进行刀剑格斗训练的骑士们对火枪的出现也并不会很高兴。军人的天性是保守的。正如一位英国上校在1839年所写的那样：“军人比任何其他职业的人更恐惧创新。”

这种恐惧是信息时代军队所面临的更广泛挑战的一部份：该如何给那些拿着鼠标而不是 M–16战斗的人腾出空位。是传统战士继续占主导地位，还是那些态度恶劣的长发男生，甚至是女人，会成为更加杰出的战士？两个战略家写到：“很有可能一个戴着厚眼镜片、脸色苍白的学者比一个有着强壮二头肌的年青人更适合作为一个现代战士。”无论如何，沿着这些路线重整任何军队都意味着比考虑买哪种坦克或者直升机更加深层次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