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公”也会攻击敌机，包括米格－17，用加特林机枪扫射。

1963年夏天，迈克·库珀（右二）在向日本板付空军基地转运新型F-105时，在关岛休息。

F-105赢得了“桥梁摧毁者”的称号。

一架F-105完成对敌方领土的突袭后，用光了武器，正返回基地。

在一次轰炸任务中，一架道格拉斯的EB-66电子对抗机带领着F-105编队。

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骑兵奉命攻击撤退的沙俄炮兵部队。待到命令通过层层指挥链下达之时，英国骑兵已被误导入俄国人的弹雨之中。这次溃败激怒了英国人，也给了诗人艾尔弗雷德·丁尼生以灵感——挥笔写下了《轻骑兵的责任》，他用哀伤的诗句写道：六百人驰入死亡之谷。

仅仅一个多世纪之后，类似的悲剧换上现代服装重演了。这次的主角是飞机，而俄国人的武器则躲藏于北越的丛林之中。而且这一次行动并不是某一天发生的，而是重复发生着——不分早晚，只要天气和政治允许——持续了整整三年。《轻骑兵的责任》碰上了《土拨鼠日》。

美国共和公司制造的F-105“雷公”轰炸机，这场戏剧的主要角色之一，从未打算扮演战略轰炸机的角色，相反，它的设计初衷是进行单程、低强度的核突击——就像蜜蜂一样，用它强大的刺，猛刺一次之后便死去。

1952年1月，美国空军开始寻求这样一种战机——能够突入敌人的领空，既能够携带常规武器，也能够携带核武器。在共和航空公司位于法名戴尔的长岛工厂，这样的飞机已经成型了——代号“尖端计划63”，由富有传奇色彩的俄裔设计师亚历山大·卡特维利领导。最终，共和航空公司获得了这份合同，YF-105A于1955年10月22日首飞。

F-105更像是与MK-28热核炸弹共生的——这种炸弹能够装载于F-105机身的炸弹舱中。MK-28大小相当于公馆级住所用的热水器，靠10千吨级的核爆炸来引爆兆吨级的爆炸。共和公司所采用的管状机身来源于F-84——在朝鲜战争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战斗轰炸机，并将机身做出蜂腰截面，从而提高飞机的超音速性能——这样一来F-105的速度达到了2马赫以上。F-105翼根处的进气口掠向前方，以防止发动机停车，采用全新的普拉特·惠特尼的J-75发动机取代J-71。由于F-105诞生于50年代，那时机炮比导弹更有优势，所以“雷公”的机鼻左侧安装了一挺20毫米口径的加特林6管机枪。

1957年，也就是F-105服役前一年，空军要求共和公司用新式的航空电子和雷达对它进行升级，以满足全天候作战要求，并安装了火控系统，更换了一款更强劲的J-75发动机。这些改进实现了F-105的全面进化——短剑形状的F-105D。F-105D机翼后掠角为45度，翼展大约35英尺。F-105D的垂直尾翼距地面高度为19英尺，这个高度大致与B-17G“空中堡垒”相等，而它的弹仓也只比“空中堡垒”短10英尺，因此F-105D是战争史上最大的单发喷气式飞机。

有了这些小插曲，D型直到1960年9月才开始服役。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写道：“空军认为‘雷公’是有史以来单兵所能操纵的最具毁灭力的系统。”因此，只有飞行时间足够长的战斗机飞行员，才有资格被送往内华达内利斯空军基地，学习如何驾驶这种飞机。“在你驾驶这架飞机之前，你必须有一千多个小时的飞行时间”，迈克·库珀回忆道，他曾在内利斯空军基地服役。他于1955年获得飞行资质，在此之前一直驾驶F-100，“我们改装F-105是在1963年夏天。我到了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并将一架全新的飞机带了回来。”库珀至今仍能回忆起它的序列号——62-4372。这架飞机一直飞到了1980年，在丹麦进行的一次北约训练演习中坠毁。

“它是一架很棒的飞机，”库珀说，“尽管它不是战斗机。但是它比其他任何飞机都要快。海军的F-4，我们最喜欢从F-4的编队中穿越。”据另一位“雷公”飞行员迈克尔·布拉泽顿说，F-105能够“以860节的速度低空飞行，刚好超越音速。在这么低的高度以这么快的速度飞行也有一个麻烦——座舱罩会开始熔化。因此F-105的座舱罩是双层的，两层之间还填充了冷却剂。”

抛开糟糕的表现不提，“雷公”确实是“一种令人称奇的飞机”，在内利斯晚期班毕业的艾德·雷斯莫斯说，“我们经常做核突袭（训练飞行）。雷达模式可以让你在500英尺的高度飞行，不必兴奋也不必忧虑，把事情交给自动驾驶仪，它会自动进行地形回避，飞上400英里，在目标头顶丢下一颗核炸弹，然后以200英尺的高度返航。”

内利斯基地的毕业生被派往分割东西阵营的前线。有的被派往西德的比特堡与斯潘达勒姆基地，有的被派往日本的横田空军基地。在德国各个基地、日本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和韩国乌山基地，飞行员们开始战斗值班，核武器已经装入他们的飞机炸弹舱中或挂在机翼下的挂架下，等待着可怕时刻的到来。

但是这一时刻并未到来。命运为“雷公”和它的飞行员们准备了别的死法。

1964年8月2日与4日，美国的两艘驱逐舰“马多克斯”号和“滕纳·乔埃”号报告，遭到北越鱼雷艇的袭击。不管几代人如何争论这是如何发生的，不管说这是实情还是借口，这就是东京湾事件，吹响了越南战争的号角。

库珀说，“我们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飞过去了”，他所在的F-105中队基地在日本。F-105飞行员转场至科拉特泰国皇家空军基地。“我们到那里时，那里还很简陋，”他说，“军营友谊是美国陆军的。泰国人在基地的另一端有一个小型的飞行学校。”库珀微笑着回忆早年岁月，“我们来了，整整一个中队的飞机和所需的军需物资。每15分钟便飞来一架C-130，卸下一些物资。”

科拉特很快成为一个舒适的小型空军城。有一次，F-105炸弹舱内的核武器被燃料箱取代了——为CIA提供补给，对抗“老挝战线党”。在1966年前，美国空军与泰国政府一直否认美国飞机在泰国境外活动，但这是个公开的秘密。“雷公”很难隐藏。

飞机通常都有嘲讽性的绰号。例如共和公司的P-47外号为“大奶瓶”，而F-105被称为“砰”。这一称呼的来源还不清楚。有人说这是F-105在丛林中坠毁的形声词。也有人说这来自于木偶剧《好迪嘟迪秀》中的一个角色。尽管还有其他外号，但是“砰”很快成为最流行的称呼。尽管对地勤人员来说，F-105是个负担，但是飞行员喜欢它的动力、速度和弹性。一架飞机便可以完成五人机组轰炸机的任务，超音速飞行，在丛林上空以100英尺的高度飞行，到处躲避高射炮、导弹和米格机，这些都成为F-105飞行员引以为豪的事。

库珀的中队在泰国只呆了30天便又转场回日本，飞行员们继续进行核武器守卫。等到1965年他们重返泰国时，第二个机场已经换成塔克里基地了。

“1965年10月的塔克里，与二战日本人离开时没什么两样，”迪克·维尔德回忆道，这个基地是二战时日本人建造的。“当我第一次去那里时，有一个食堂和一个军官俱乐部，可以做三明治，”维尔德说，“我们在酒窖里睡觉，每侧八张床。公共洗手间，下水道里有蟋蟀。没有空调。需要蚊帐。在食堂里放电影。”他咧开嘴笑了，“这让我回想起了《特里与海盗》这部电影。”

比起后来舒适的、美国式的基地，维尔德更喜欢简陋时的塔克里。后来的塔克里基地修建了游泳池、新的军官俱乐部，并为飞行员提供独立空调的单间。他说，“独自生活与飞行战斗太糟糕了。”

1965年2月，林顿·B·约翰逊总统批准了“滚雷”行动，企图利用空军与海军发动轰炸战役，摧毁北越的抵抗精神。由于两个军种协作并不好，因此计划制定者将北越划分为6个路线包，或称为PAK，后来第六个又划分为VI-A和VI-B。PAK I、V、VI-A归空军，II、III、IV、和VI-B归海军。岘港基地的海军陆战队与空军共用PAK I。

所有七个区域都很糟糕，而VI-A最糟糕。由于这里有通向中国的铁路和公路，而这些道路在河内交汇，因此也布满了防空火力。飞行员称河内为“闹市”，正如在1964年佩图拉·克拉克所指出的，“一切都在等待你”。

PAK重叠也就罢了，连交战规则都很繁琐——发电厂和飞机场等目标不在打击范围之内。河内30公里范围内、海防1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不得袭击。向海防码头输送物资的船也不得袭击。

在空中，美军飞行员可以出于防卫需要，对米格机发起攻击，却不可以攻击停在地面上的米格机。只能空袭主动发起攻击的北越防空导弹阵地，而建设中的却不能打击。目标的选择权在华盛顿，通常是在午餐时间，总统和国防部长，有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会来帮忙，对军方提供的目标清单深思一番，从中挑选出一些来，之后回馈到西贡前线，最后才通知科拉特和塔里克基地。有时一旦成为打击目标，一直都会被打击。在第一波攻击中未被完全摧毁，那它会被一次次地袭击，直至被完全摧毁。大多数周六，“雷公”都要逛“闹市”。

“滚雷”行动升级缓慢，使得北越有时间加强防御和隐藏重要物资。北越的防空高炮网和苏联提供的防空导弹阵地，很快成为世界上最成熟的防空系统。

很快在“雷公”飞行员中传开这么一句话：在执行第66次任务时，他们已经被击落过两次，并被营救过一次。换句话说，他们只有60%的机会完成100次飞往北方的任务（他们对老挝的频繁袭击不算在内）。对赋予永久任务的飞行员来说，100次攻击要在半年内完成；而对从日本来轮换的飞行员来说，这100次攻击要在两年内完成。

不管是永久的还是轮换的任务，“雷公”飞行员都知道，这交战规则等于在白刃战中被绑住了一只手。

天边出现第一缕光，科拉特和塔里克基地的飞行员开始集合，吃早餐、做简报、做大量研究——研究西贡分派给他们的任务的细节。半上午的时候，飞行员们走向飞机，随身带着80磅的抗荷服、降落伞和救生用品。飞行员把自己固定在驾驶舱中后，先要滑向弹药坑，地勤人员卸下炸弹的保险。

“在PAK VI区域内，我们要在机翼下挂载8颗750磅的炸弹，”维尔德说，有时是单颗500磅、1000磅、2000磅或者3000磅炸弹的组合，“我喜欢3000磅的。这种炸弹不是炸桥用的，而是攻击高射炮……”他笑了笑，用手描绘着炸弹的冲击波，“我丢下CBU（集束炸弹）。可以看到下面到处都在爆炸，但是高射炮仍在开火。”他并不喜欢燃烧弹，“天知道会扔到哪儿。”

“F-105飞起来就像重型的T-38，”布拉泽顿说，“即便挂着炸弹，我也能做出横滚。我最喜欢在中线下挂着油箱，两翼下各挂一颗3000磅的炸弹。非常漂亮。”

雷斯莫斯说，最经典的PAK VI任务是“30、40或50架飞机组成的机群，”包括一架道格拉斯的EB-66电子对抗机，F-4“鬼怪”击退米格机，“野鼬鼠”行动则由双座型F-105F或G型来压制防空火力。

在空中，“雷公”四机编队机群飞向前线，波音KC-135加油机群则在泰国境内飞30英里半径的环形航线。“每个编队都有自己的加油机，”雷斯莫斯说，“它们会给每一架飞机加满油。加油机向北飞，与我们一起飞过老挝，到达目标半程的位置。我们再次环飞，重新加满油。”

“飞到那里会用掉一半的油，”雷斯莫斯说，“但是经过空中加油后，我们还能飞更远，大约1000英里。”

F-105会飞往北越，飞行高度为18000至20000英尺。进入PAK VI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穿越东京湾，之后转向进行攻击。另一条是长山山脉的一条半英里高的支脉，平行于红河，这条狭窄的通道布满了喀斯特地形，并覆盖着浓密的丛林，向南直指河内。美国人称之为“雷公山脉”，因为在这陡峭的山坡上洒满了F-105的残骸，很多F-105的飞行员失踪于此。

“当我们飞到‘雷公山脉’中心的时候，”维尔德回忆道，“如果沿此路线向南飞行，那我们可以将越南的富寿县锤烂，如果我们沿此路线向北飞行，那我们将被山谷中的防空火力锤烂。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在‘雷公山脉’上安装防空火炮或者萨姆导弹很困难。”但是在后来的“滚雷”行动中，一架苏联的重型载重直升机在这山脊上投放了武器。

“我们经常以横向编队飞向目标，”库珀说，“‘雷公’的自动导航系统非常棒。如果你靠自己的判断飞行，或许用原子弹轰炸海参崴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是在轰炸丛山中的一座桥梁，那你根本分不清是哪条峡谷和山脉。”

“在飞向目标时，我们会保持高度，使用自动驾驶仪，”雷斯莫斯说，“那时威胁并不大。但是一旦降低高度，就要手动驾驶了。你不能急转。在距离目标540至600节的时候：以4G加速度拉起，垂直爬升，再以4G俯冲（30－40度角），在距地面3000英尺丢下炸弹，继续俯冲至地面1000英尺，然后以4至5G拉起平飞。离开目标后，每个人都是为活着回去而飞了。”

有一些疯狂的家伙，抓着机会用加特林机枪扫射目标。很快，每个人都发现这一举动多么愚蠢，用几百万美元的飞机攻击10000多卢布的卡车，或者用20毫米加特林机枪对抗57毫米高炮，或者进行空中格斗，这太过冒险。“很多人因为与米格－17缠斗而丢了命，”库珀说，“我们应该尽快远离它，要在导弹跟踪前飞走，最好以光速。”

由于速度很快，为“雷公”护航变得很困难，布拉泽顿说，“有一次他们使用F-4来抵御米格机的骚扰。当我们接近目标时，开始一点点加速。但是很快F-4就跟不上了。甩掉了护航机，我们反而更高兴。如果有米格机来拦截，很多F-105的飞行员还渴望着扣动扳机呢。”

尽管F-105存在着机身重、转弯能力差等缺点，但是在空战中“雷公”并没有吃多少亏。“雷公”24.5％的胜率来自于安装在机鼻左侧的老式机枪。

进攻或撤退过程中，如果有人被击中了（有的人经常被击中），其余的“雷公”会继续飞行。雷斯莫斯说，“在1966年，如果有人被击落了，如果在90分钟内未被营救出来，那他就回不来了。”

“在PAK VI区域，如果有人沿着红河坠落，我们要继续前进，但是僚机会陪伴着伤鸟，”维尔德说，“如果有人在撤退时坠落，我们会继续撤退，回去后再想办法营救他。没有人想知道坠机的人后来怎么样了。”

布拉泽顿在被击落时，差不多快完成了100任务之旅。那是在1966年8月7日，地点在河内北部。“我正向一个120毫米高炮阵地投掷CBU，”他说，“一门57毫米高炮正好击中了机腹。我大概又向前飞了一分钟，告诉他们我弹射了。他们什么也没做，因为高炮太多了。我也没要求他们做什么。”（布拉泽顿之后六年半都成了战俘。）

飞离目标后，F-105先集合，再飞向空中加油机。加满油后，飞回基地。而基地中，在第一波次起飞四小时后，下午的波次就开始准备对苏联高炮的第二波攻击了。

第388战术战斗机联队驻扎科拉特，第355联队驻扎塔克里。飞行员和飞机的损失率为每周5个或6个，替补机组人员和飞机进行补充，横田的单位补充到塔克里，嘉手纳的单位补充到科拉特。驻扎欧洲的飞行员也会进行补充。

他们也是竞争对手。杰克·布劳顿上校，时任塔克里基地中校副指挥官，在他的回忆录《雷公山脉》中，将科拉特称为“租车联队”。而在科拉特基地，则有传言说塔克里基地有些人很想成为英雄。还有塔克里基地“压力酒吧”的传说，飞行员背诵着五角大楼乏味的废话，讲述着自己无法适应“正规管理技术”，喊着猥亵的话，唱着低俗的歌，往地板上摔酒瓶。

吉恩·I·巴塞尔，后来在他1982年的回忆录《PAK VI》中，描述过塔克里基地为失踪战友写的即兴曲。白天执行过空袭的飞行员，要躲过啤酒瓶的交叉射击，设法毫发无伤地到达远处的墙下，这堵墙被称为“雷公山脉”。

两个基地都使用澳大利亚丛林帽，并牢记着自己的任务。飞行员似乎很迷信。例如，丛林帽不能放在床上或衣柜上，洗手间的蟋蟀也不能踩死。在科拉特基地，胡子被视为飞行员的护身符，把它剃掉等于自杀。

“我们喝的酒超过了我们应该喝的，但是在每次任务前我会想办法睡上六个或八个小时，”库珀说，“在六个月内完成100次任务：就是说在一个月内完成16次出击。每16天会有4天休息时间。我把曼谷作为我的世界中心。”

维尔德对塔克里基地的记忆是“一直都很疲惫”。

在野性的名声背后，“雷公”机组要严肃的多。“我尽力不要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库珀说，“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还能不能见到我的孩子。”他还为战俘担心着，“很多孩子被关在地狱里。我经常想到这个问题。”越战时的战俘迈克·麦克格雷丝，现在是战俘组织的历史学家，据他所说，在北越共有207名战斗机飞行员和战斗轰炸机飞行员，其中99人是“雷公”飞行员。

“雷公”经历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有很多人，当他们知道自己要飞的地方后，选择了放弃，”雷斯莫斯说，“有个孩子在第一次任务就被击落了，之后被营救了，他回到基地后，直接上交了自己的飞行章。”

每天都要在北越上空飞行，的确有理由害怕。“损失是惊人的，”雷斯莫斯在他2003年的回忆录《当雷声响起》中写道，“在内里斯基地，比我早六个周的一个班，九个人损失了四个。第一期短期培训班‘全天候’飞行员的16个人，损失了15个，要么被杀，要么被抓……可以说，每五个开始这一旅途的飞行员，只有三个能够完成。”

巴塞尔在他的书中写道：“我走过街道，为他们哀悼，为活着回来的，为所有人和自己……这到底是为了什么？这宏大的场面什么也没做到。我们不禁要问，这怪异游戏的伤亡，究竟是为了什么？”

对其他人来说，在“雷公”身上取得的战斗习惯很难磨灭。没有人被要求重返南亚不友好的天空，但是很多人选择回来。卡尔·里克特在科拉特基地完成了100次任务，之后他又申请了100次。在第二次旅途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在一次奔赴PAK I的时候战死。在完成100任务几年后，雷斯莫斯、库珀、维尔德都选择回来完成另外100次任务，不过这次飞机换成了F-4“鬼怪”。

有些回国人员希望能够结束“滚雷”行动。但是大多数人会怀念这段日子——肾上腺的冲动、疲倦、刀锋上的激情生活、勇敢者的工作。

作者：卡尔·波西（Carl Posey）

编译：知远/苏霍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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