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视点

●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据说有咨询公司曾向美国国防部提交了咨询报告，评估用发动一场战争来转嫁危机的可行性

●金融危机对军事领域的冲击，最直观的表现是降低军事资源效能，强制改变军费结构，军费购买力平均下降3个百分点

●金融危机是一种结构性危机，必须把经济领域与军事领域的应对措施融合集成，以军地双向互动提升国家整体抗危能力

●化解危机不能只专注于危机的表征，而应当从“调结构”入手，触及最深层次的“结症”，带动国防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汹涌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走到一个历史拐点。反思金融危机的演变及影响，视野不能仅仅凝固在经济领域。其实，这场危机对军事领域同样产生着深刻影响——

马克思说，一切问题源于经济。经济危机与军事安全历来密不可分。回眸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史，经济危机诱发战争、推动军队转型以及重塑国家安全观，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一连串发人深省的历史逻辑。可以说，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往往具有广域性、扩散性和转移性，其爆发不仅危及经济，军事领域也难以幸免。在“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选择面前，美国被迫计划将未来两年的国防预算总额消减720亿美元，其中包括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海外紧急行动所需的资金。美军享誉全球的F－22猛禽战机面临停产，512架ARH-70新型直升机订单被迫取消；俄军军事改革步伐放缓，阶段性目标调整，期限拖延；法军被迫启动“调整规划”，关闭团级军事单位82个，转型33个；其它西欧国家纷纷放弃海外军事承诺，回撤海外驻军，以减少军费开支……金融危机对世界军事的影响可见一斑。在这场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触底反弹之时，用独特视角深度审视其对军事领域的影响，大有必要。

一、任何一场危机的爆发都不是预期而至的、孤立的，有些偶发性危机甚至会演变成危及国家安全的大事件。应对危机，军事能力不能置身其外

前瞻的战略预判。此次金融危机绝不是一夜之间孕育的，它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全球经济变化、政策结构缺陷和投资者判断失误的结果。然而，几乎没有人做出预测。危机顷刻间不期而至，波及面之广，危害之深，令人瞠目。历史表明，偶发性危机引起战争，并非个案。1907年、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引发了大贸易战，“当商品不能自由越过边界，士兵就越过了边界”，于是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直接催生了美军战略转型，并成为后来几场局部战争的潜在诱因。应该肯定，随着人类文明水平提高以及战争成本陡增，人类遏制战争的理性明显强化，危机直接引发战争的可能性有所下降。但不能忽视的是，如果危机持续恶化，各国用于国防的“金融链条”将可能断裂，从而引发全球安全态势的震荡。危机爆发的突然性、破坏的严重性以及演变的复杂性，警示人们拓宽安全视野，密切关注威胁国家安全的非传统因素，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保持敏感，对经济危机转化为军事危机保持警惕，用世界眼光“把住地球脉搏”。

快速启动应对机制。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本身的多米诺骨牌属性，使得经济危机会快速扩散。汹涌而至的金融危机，许多国家几乎来不及反映，经济便大滑坡、大崩盘。它是一场金融灾难，但它迅速向其他领域转移，哪个领域反应迟钝，哪个领域便遭重创。军费开支份额、国防科技工业、军事专业采购和国防动员潜力等，无不与金融的盛衰密切关联，一旦反应不及，哪怕慢半拍，损失立见。所以，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是遏制危机向军事领域扩散的关键。军事作为国家安全的最重要支柱，必须拓展预警功能，把忧患的触角向经济领域延伸，加强应急反应系统的顶层设计和配套建设，特别要从组织上、制度上、法规上解决应急机制的启动程序问题，应急启动流程由传统的“串联”式改为“并联”式，使军事应急机制与经济应急机制同步启动。

准备应对连环反应。毛泽东说：“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此次金融危机的伤害远不止于金融安全本身，它还使环境、食品、油价危机乃至社会危机相互结合，形成结构性危机。一些由于银行业过度开发而丧失自主权的国家，数以万计的中产阶层，几天之内就失去了购买生活用品的能力。突如其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引起社会危机和政治动荡，冰岛几乎宣布“国家破产”，捷克、比利时、拉脱维亚等国相继换了首脑，美国甚至动了发动战争转嫁危机的念头。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连环效应”——每个涉及安全的隐忧都不是孤立的，一种危机演变为另一种危机不是危言耸听。军事力量作为应对手段之一，必须有应对连锁反应的预案，如果以为金融危机与军事安全相去甚远而高枕无忧，便离灾难不远了。

二、资源往往是经济危机最先触及的领域，对军事资源冲击的深度决定这场危机的烈度及走向。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有限军事资源的多重潜能

战略资源具有极大潜能。经济危机的根源，往往是由于资源短缺，无法满足正常消耗，导致经济秩序陷入混乱、失调。控制战略资源的投量投向，从宏观上调整消耗结构和市场导向，优化经济体系运行机制，可以解除危机产生的“病根”。上世纪30年代，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通过加大军费投入，扩大军费开支，调节经济运行，走出危机阴影，收获了经济与军事双重效益。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三年，东南亚各国国防经费已经开始以平均每年13.5%的速度递增。从目前东南亚各国遭受损失和经济回暖迹象上看，积极的资源策略显然为他们应对危机创造了先机。另外，从消除危机后果看，雄厚的战略资源可以通过转化输出，减弱危机产生的负面影响。此次金融危机之所以没有对我军日常供应需求、大项工程建设以及军事斗争准备等带来大的不利影响，也正说明我国30年改革开放所开发、积蓄下来的战略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

发挥战略资源预置功能。基于战略预判，有计划地在主要战略方向或重要战略区，预先进行资源储备和动员能力开发，是应对突发性危机的重要手段。自上世纪末起，美军按照“前沿存在”理论，在各战略方向建立了前沿保障基地，预置作战资源，增强了“全球干预、全球到达”的能力。我国不谋求霸权，也没有必要在国土之外谋求战略资源空间优势。但我国军事资源有限，而且一旦有事，作战任务区域大，地形复杂，大规模投送能力较弱，加强战略资源时空的预置与开发，在全疆域创造一种有力的资源保障格局，显得尤为重要。2008年，南方抗击雨雪冰冻灾害的教训之一，就是战略资源储备面窄，预置量少，临时调动难度大，资源保障力明显不足。预置战略资源，还必须注重主要战略区域产能的规划，通过平时产能的预置与开发，换取应对危机时投入资源保障的时间，确保地方产业及时释放能量。

拓宽军费开支的筹措空间。随着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在价格杠杆的调控下，国际资金流动原有的平衡被打破，行业生产力的急剧下降导致物价高调。受此影响，2009年第一季度，军队生活物资采购费开支同比上涨6.8%，各类工程建设经费同比上涨2.5%。面对物价上涨的压力，军费开支必须摒弃封闭式资金配置模式，适应国家物资流通体制改革，以物资筹供的经济性、有效性为目标，建立专业化、网络化、集约化的军队物资采办供应模式。同时，应当突破传统区域限制，立足国内市场，充分借助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化流通，拓宽保障资金筹措空间，确保国防建设拥有厚实的资金源。军队后勤专业人员要适应保障经费配置空间拓展的需求，熟悉和掌握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新规则，发展专业化采购机构和金融专家队伍，强化对市场运行机制的驾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