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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将内察自省作为军队原则 成西式军民关系榜样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10-05-21  发表评论>>

“内省自制”(德语:Innere Führung)理念在德国武装力量中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将来继续要发挥的作用。首次将许多限定二战后德国新建武装力量的事件做简要盘点。然后将阐述“内省自制”理念在处理军民关系中的思想和基本原则,作为区别“统一公民(citizen in uniform)”特性的价值和合法理论研究重要性。本文还将勾勒“内省自制”理念的目标及其在机构和个人层面上的应用:目的在于正确平衡武装部队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价值。本文认为这个长达50年之久的理念对今天仍然有效,其动态化特征使其能跟上国内社会的发展步伐,也能作为民主国家面临军民关系挑战压力时的一个样本。

重新武装之路

回顾德国联邦国防军50年的成功历史,德国重整军备之路,和武装部队正式建立并非一帆风顺。1949年,西德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基本法》(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未涉及建立武装部队之规定。然而,随着东西方冲突的深化,德国用军事手段维持西方自由很快被视为至关重要。美国和英国呼吁德国重新建立军队,而德国的邻国以焦虑的眼神注视着可能重新武装的德国,因为它们对德国纳粹政权的暴行记忆犹新,甚至大多数德国公众也对军队作为一个机构的作用保持很大忧虑,并质疑一般情况下军队存在的必要性。

德国联邦国防军铁十字标志。联邦国防军(1955—)不再延续德国国防军(1919—1935)和德国防卫军(1935年—1945年)的传统。士兵对上级绝对服从的传统是“普鲁士精神”的一部分,但因为二战后“违反人道罪”而被否定。但象征德国军人荣誉的铁十字保留了下来,并成为联邦国防军的标志。

当时的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坚决主张德国站在西方阵营之中,1950年8月,欧洲理事会批准了西德特遣队加入欧洲军队。德国总理还命令一个专家委员会为德国未来的武装部队准备框架。前国防军军官在1950年10月初举行了“Eifelkloster Himmerod”,“Himmeroder Denkschrift”成了西欧防务中德国承担责任的蓝图。同月后期,阿登纳任命特奥•布兰克(Theodor Blank)为“加强与联军联系问题专员”,建立“Amt Blank”成为德国国防部首要之事。然而,直到德国联邦议院通过基本法的第一项修正案,于1954年2月26日才建立德国的军事主权。Amt Blank 成为德国联邦国防军公开的第一个具体计划。

1954年8月,法国国民议会否决了欧洲防卫共同体,北约制定了整编德国的一些国家武装部队进入北约军队的计划。1955年11月12日是普鲁士军队改革者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将军200岁诞辰纪念日,首批101位志愿者选定此日接受新式武装部队的任命。在二战无条件投降、国家彻底裁军的10年后,德国再次建立了军队。首个增编的国防义务兵役法案也被纳入基本法。1957年4月1日,首批应征者向其兵营报道入伍,第1机械化步兵团和一个扫雷舰中队受命于北约最高司令部。

格哈德•约翰•大卫•冯•沙恩霍斯特(德语: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1755-1813)是普鲁士的军事改革家及将军。出生于汉诺威一农民家庭。1777年从桑堡-利珀军校毕业后在汉诺威军队服役。 1786年起在军校讲授炮兵学。1793年任炮兵连长,赴比利时参与镇压法国革命。1800年被授予贵族头衔。1801年转入普鲁士军队。次年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1807年参加对抗法国的耶拿-奥尔施塔特之战,兵败被俘。获释后任军事局长兼军队改革委员会主席,与奥古斯特•冯•格奈森瑙一起进行军事改革,组建总参谋部,实行义务兵役制,更新武器装备,加强部队训练。1808-1813年间任普鲁士军队总监。和格奈森瑙一起被认为是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奠基人。

格温•哈里斯•詹金斯(Gwyn Harries-Jenkins)指出: “军队不是行政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军队的武装垄断性赋予军队特殊的地位,具有象征性和高效性,是国家有别于他国的标志。”在说此番话语时,她回应了塞缪尔 E.费勒(Samuel E. Finer)所说的“一个国家没有其他任何机构能象该国的武装部队那样,象征独立、主权、平等。国家首要之事是建立一支军队。” 就这样,二战之后德国独立、主权和平等化之路,似乎以1995年11月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建立而完成。然而,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正式建立仅仅是武装部队纳入社会和国家一个连续过程的开始。

内省自制

没有对“内省自制”理念的正确领会,则不能评价现代德国军队在社会中的作用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军民关系。这是一个贯穿了军事生活方方面面的概念,旨在塑造军事化高效、民主化控制和社会化综合的武装部队。内务部领导在德国过去的50年里管理着军民关系。在《军人和国家》一书中,塞缪尔•P•亨廷顿定义了军民关系:“军事安全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即旨在“增强一国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安全性,遏制来源于其他独立国家崛起的威胁。” 亨廷顿强调需要在社会价值观和军事功能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以有效地响应社会化需要(社会力量和意识形态)和功能性需要(安全威胁)。

仅反映社会价值观的军事机构或许无法有效完成赋予它们的军事功能。另一方面,社会不可能允许具有纯粹军事功能的军事机构。这两股力量之间的对立就是军民关系的问题核心。

因而,军民关系描述了一个国家武装力量,在作为一个整体国际和社会中,其主要目标是“以牺牲最小的社会价值为代价获取最大程度的军事安全。”

德国联邦国防军创始人的基本设想和“内省自制”的理念是民主思想和军事必要性的相互统一。为达到这样的目标,二者必须发展成一个框架,“将受法律条文管制的民主国家的基本原则转化成军事力量,在完成任务时是具有可操作性和高效性。”自成立联邦国防军以来,内省自制很好地完善和维持了(军事)功能有效性和社会民主价值的正确平衡。未了达到这个目标,内省自制推进4个目标以解决体制层面与个人层面问题:一体化、合法性、动机和内部秩序、给予士兵以人权待遇。

体制层面的“内省自制”

在体制层面,内省自制的重点是“整合武装部队为一个募兵制军队,一个议会制军队和一个联盟性军队,最终融入政治体系。” 这个整合必须实现合法性。雅克•范•当(Jacques Van Doorn)引述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话说, “如果组织或体制的价值体系是公认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价值框架,则机构或正式组织在其作用上合法化(相对于已存在的合法性)后是广泛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范•当还指出当“武装部队被视为合法使用武力的机构,...对关于武装部队强制合法性和军力垄断性的许多问题的一般性质疑和批评接踵而来。” 据哈里斯•詹金斯(Harries-Jenkins)所言,民主社会的军事是“由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同意其合法性存在和使用武力。核心是一致同意,个人通常没有权利,面对挑战国家则有采取行动的义务。”

内省自制依靠应用基本的民主化原理和一个审核与制衡体系,完成此次整编,对武装部队的管理旨在消除任何疑虑,防止联邦国防军复如以往(纳粹)那样成为“国中之国”。这一理念不仅支持军事效率,还巩固了军民关系基石,即在民主化社会中,确保文职官员全方位控制军事。“统一公民”的思想在一个募兵制军队中,是议会控制武装部队行动的保证,国家武力承担持久联盟的共同防御任务,在机构合法性上,与盟军有相似价值观。支持联邦国防军、使命以及任务的公众数年来持续攀升。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83%的德国公民对联邦国防军表示积极看法,超过三分之二的民众支持征兵制度。

术语“议会制军队”常用于奉命执行海外行动的德国军队,每次均需联邦议院成员准许,且每次需经多数同意。自90年代中期以来,联邦法院裁决认定德国武装部队处境部署必须符合基本法,联邦国防军海外行动作为盟军一份子在相互集体安全框架下活动,已成为普遍做法。公众支持在美国和北约领导下的国际承诺,81%的民众支持维和行动。议会监察的另外做法,旨在监控武装部队的内部结构,(具体组织)是预算和国防委员会和联邦议院内的陈述委员会,以及“武装部队议会专员”。 这个专员的任务是当军队的监察员,以“保障基本权利和协助联邦议院全方位行使对武装力量的控制权。” 如果界定合法性,如Van Doorn说的那样,“对一个社会和体系发展和维持现存社会秩序的能力的一般看法,其主要解决方法一般是类似的”, 武装部队通过提供内查获得理解,以及在机构层次上必要的赞成度,内省自制已达成其整编和合法化目标。如此一来,内省自制被视为德国联邦国防军“公众印象”的有效代表。

个人层次上的内省自制

据 Van Doorn 所述,自德国联邦国防军成立以来,内省自制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在教育士兵适应民主社会方面效果良好,贡献卓著。

公民士兵的概念与武装部队和社会以不同方式相关联。军事专业人员是一个专家,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为国家服务,公民士兵是政治社会的积极成员,为社会服役并努力付出,他的政治权利包括携带武器。在此环节上,武装部队相关于社会的方式由社会环境所确定并控制。

将内省自制视为一种保障士兵基本个人权利和在军队内部秩序上应用机构原则的一种工具,这个理念已发展成一门领导哲学,即事关民主价值的职业道德,其一就是提供了“武装力量和社会在大的层面上的事实与精神相符”。内省自制要求德国武装部队的内部纪律以价值标码和法治作为基点,提高了联邦国防军的效率和专业化程度。

在这个背景下,将内省自制解释为“领导与文官教育”特别合适。“统一公民”的概念指的是武装部队成员的身份是自由个人、负责任公民和职业军人。武装部队在内部秩序上要尊重士兵的个人尊严、基本人权及其法律规定。负责任公民可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行动,并且不再为其所在的组织担当责任,士兵认识到社会组织的价值也可冒着生命威胁去捍卫。

内省自制作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旨在帮助“统一公民”认识到“为了和平与自由而服兵役的目的和必要性。”内省自制对军事领导人期望很高。强调国家的基本秩序需要(军事领导人去)保障和捍卫,还要向国家和社会体现军人的作用。公民教育强调联邦国防军依据的法律、政治和道德判断,以及公民服兵役的义务。公民教育包括领导理论,士兵的自我形象、使命和任务、道德伦理标准、军事职能组织、例行训练、战备状态和指挥与控制。公民教育也鼓励官兵积极行使公民权利,如主动和被动投票,甚至竞选各级政府的政治职位。涉及联邦国防军的军事行动,一个原则问题就是在多国环境下接受调遣,特别强调的是需要社会和文化技能,以及外语培训,以促进多国各级指挥的内部管理。

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是传统培养,考虑到历史,在德国武装部队历史中有时消极发展。质疑者认为甚至在今天,德国武装部队在与1919年时的德国国防军和纳粹德国防卫军的遗留问题上有纠缠不清的地方,联邦国防军与并不悠久的传统尚未达到保持足够的距离。内省自制强调,官兵在适当的背景中必须理解政治事件,还必需明晰(自身的)历史地位。

在德国武装部队的传统中有三个公认的分割线塑造了今天德国国防军和士兵个人形象。第一个分割线是19世纪初的军事变革时代,主要标志是普鲁士军队改革者沙恩霍斯特,此人一直以来被视为“统一公民”的概念创始人。第二个分割线是纳粹时期的防卫军(Wehrmacht),其自身有悖于德国武装部队的传统,但仍然给予参与正义战斗的人以应有的尊重,那些人曾尽力制止暴行和毫无意义的战争。第三个传统分割线即以联邦国防军为代表,自1955年初建以来,作为一支已被整编到民主社会的军队,在目的术语和内部结构上(与前两者)有根本的不同。

内省自制理念本身受到的真正挑战发生于1990年,当时联邦国防军吸纳了前东德国家的武装部队——NVA(Nationale Volksarmee ),实现了德国统一。NVA在东方和西方均视为共产党军队和独裁统治机器,主张共产主义学说的武装部队融入联邦国防军,似乎是绝无可能的任务。然而,由于高级官员和普通士兵的努力,在西方内省自制原则的承诺下,似乎能彼此相待,且能毫无遗憾地摒弃东方NVA的传统,接受公民理念,确保了许多前NVA军人成功融入联邦国防军。

在个体层面上,内省自制理念在危机和动荡时期已成功塑造了“统一公民”的形象,体现于有效的军事队内部秩序上,从而确保德国武装部队的战备水准。

内省自制——值得效仿的榜样

1957年,塞缪尔 P. 亨廷顿对德国未来的军民关系持怀疑态度。他的见解是:“创建一支民主化军队,一支受意识形态驱动的武装部队,应该体现在主观动机上而不仅仅是客观上的文官控制”,作为“对过去专业主义和带有希特勒专业主义错误标志的前车之鉴”。亨廷顿预言“德国军事长期以来对政治的压制”将会“降低新型军队的作战效能”。相反,基于内省自制的德国军民关系,其5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将军事整合到国家和社会,这个动态理念能适应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执政党不再相关。内省自制通过联系武装部队和整个社会,已经成功处理了军民紧张局面,达到了军事要求和社会价值之间的正确平衡。它已将德国的价值标码和法治作为武装部队内部纪律的基础,提高了联邦国防军的效率和专业化水平。作为1950年代诞生的新兴民主国家,德国已能接纳此理念,以文官控制军事原则、民主价值观和法治原则建立自己的军队。

今天,这个理念是中欧和东欧新兴民主国家效仿的西式军民关系榜样之一。由于苏联的解体,北约和平计划与机构如华盛顿特区的国防大学、马绍尔群岛的马歇尔中心和加州蒙特利海军研究生院的军民关系研究中心,在军民关系原则方面,已经教育了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包括军方和民间,。

作为一门领导哲学,在民主价值观、人权和个人责任限制下协调军事要求,内省自制理念堪称西方军民关系概念的一个优秀案例。

作者:佩特拉•麦格雷戈(Petra McGregor)

编译:知远/唐宋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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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网 责任编辑: 罗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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