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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格局的互动效应看长征的形成
迄今的史书都说红军长征是由博古为首的中央“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造成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过于简单。长征是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起因不是全部原因,更不是原理。那么原理是什么呢?这就是本论要回答的问题;而弄清这一问题,对我们是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的。
中国有句老话,叫“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这话是从下棋中得来的,说的是关键的一步走错了带来的后果。我们把红军战争比喻为一盘棋,那么长征就是因为关键的一步棋走错了带来的负面效应。由此给我们的启示,分析长征的形成,必须从红军战略格局入手。
那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前红军战争是怎样一个局面呢?当时,红军战争全局由8个战略区组成。这就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组成的中央区;湘赣苏区和红六军团组成的湘赣区;湘鄂赣苏区和红十六军(名义上已编入红六军团,实际上仍单独行动)组成的湘鄂赣区;闽浙赣苏区和红十军组成的闽浙赣区;黔东苏区和红三军组成的黔东区;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组成的川陕区;鄂豫皖苏区和红二十五军组成的鄂豫皖区;陕甘苏区和西北红军(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组成的陕甘区。其中,中央区带全局性,范围约6万平方公里,人口430余万,红军10万余人,在全局中属于有决定意义地位;湘赣区、湘鄂赣区和闽浙赣区,地理上与中央区毗连,战略上为一体,实质上是中央区的卫星区;川陕区是第二大区,在全局中举足轻重;其他3区红军都不超过4000人,对全局影响不大。
博古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就在于它导致了对红军战争全局起决定作用的中央区失败。这一失败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中央区的3个卫星区伴随失败,湘赣区红六军团执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遣任务,首先战略转移,接着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红军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被破坏。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导,导致血战湘江,受到严重削弱;又由于敌之重兵追击不能按原计划在湘西落脚,继续转移进入贵州。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这时,红军战局形成为:仍保持稳定的川陕区和陕甘区;已形成为统一领导并转入创建湘鄂川黔苏区的红二(红三军)、红六军团;已受到严重削弱并仍处于流动中的中央红军;已撤出鄂豫皖苏区战略转移的红二十五;主力红军撤出后留下的已开始转为高度分散的原各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其中,主体是互为犄角的转移到贵州的中央红军,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和湘西的红二、红六军团。这时的川陕区人口达500余万,红军8万余人,另有党政机关和红军后方人员共约两万人,已上升到对全局有决定意义地位。
根据这一新情况,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着眼的是主体力量的通盘运用,发挥总体的最佳效果。中央的总战略构想是: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协同红二、红六军配合,“争取四川赤化”。具体是:中央红军“由黔北地域经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红四方面军,由川西北方向实行反攻”;川陕区,“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箝制刘敌(川军刘存厚部),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依战况发展“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活动,牵制和分散敌之兵力,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达成战略目的。
从战略部署中可以看出中央对川陕区是寄以厚望的,希望其能发挥稳定大局作用,发动攻势作战,威迫四川敌之根本重地,造成战略上轰动效应,转移蒋介石“围剿”重心,打乱其战略进攻态势,策应中央红军迅速恢复稳定。但独揽川陕区全权的张国焘,并没如中央要求“于最近时期”内行动,而是等到中央红军区已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将南渡乌江转进云南,即1935年3月下旬才命令红四方面军发起西渡嘉陵江战役,继而向西攻击前进;他也率领党政机关和后方人员跟着过江,开始了战略转移。其间,即1935年1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央红军为摆脱蒋介石40万重兵围追堵截,不得不放弃从川南北渡长江计划,继而又放弃在川滇黔边落脚的计划,经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转进云南、北渡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已由原不过是一般意义的战略转移,发展为特定意义的战略转移长征。
1935年夏,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造成了红军战争大局迅速恢复稳定的极有利条件。这时,两个方面军共约10万人。而由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华北事变”引发的全国抗日民众运动浪潮高涨。在这种主客观条件都向着有利方向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决定乘机北上,两军一起前往川陕甘广大地区,开创发展新局面,并在政治上影响华北抗日民众运动。但张国焘却拒不执行,反而命令师部折返南下川康边,将编在左路军的中央红军红五、红三十二军(即原红五、红九军团)也裹挟南下。这种不顾大局的分裂主义,不仅使红军战争大局丧失了迅速恢复稳定的机遇,而且也造成了红四方面军由近程的战略转移,发展为最终的万里长征。
在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方针的情况下,中央只好率身边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继而到达陕北结束长征。中央立即将陕甘区红军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编入红一方面军,转入发展巩固陕甘区,建设西北革命大本营的战争。与此同时,孤悬于华南的红二、红六军团,因失去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客观上的战略策应,最终也被国民党重兵所迫,不得不于1935年11月撤出湘鄂川黔苏区战略转移,于1936年3月到达黔西南,计划转入创建新苏区。
这时,红军战争的主体形成为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包括红五、红三十二军)以及红二、红六军团,这样三大主力一线纵贯中国西部的战略格局。但政治上却有北部的党中央、中部的张国焘另立的“中央”。在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情况下,贺龙、任弼时和他们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已处于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地位。正因为这样,张国焘想拉拢贺龙、任弼时及师部,促使其“第二中央”合法化;被张国焘裹挟南下的红军总司令朱德,也想联合贺龙、任弼时,促使张国焘放弃分裂主义,率部北上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他们各怀目的联名电会贺龙、任弼时率部北上到甘孜与南下红军会合。
早已与中央失去联系的贺龙、任弼时,把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的电会当成是中央的命令,立即执行。这样,红二、红六军的原不过一般意义上的战略转移,也发展成为特定意义的战略转移长征。
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与南下红军甘孜会师后,按中革军委命令两军团与原红一方面军红三十二军合编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得悉真相,旗帜鲜明地站在党中央的一边。这促使已处于走投无路撤销了“第二中央”的张国焘,只好同意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一同北上。于是,也就有了红二、红四方面军走完长征历程,有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革命大本营,结束长征。
一部轰轰烈烈的红军长征史,就这样相互牵动着写就了。
综观红军长征形成过程,不难看出带全局性的局部,会在正负两方面强烈地影响于全局。这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带全局性的局部的正确指导,系于全局的命运;全局观念是局部与全局相互依存的生命线,人们应当强化全局观念,自觉维护全局。(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历史专家 陈伙成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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