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刚刚实现会师的红军陕甘支队和红十五军团，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指挥下，发动了直罗镇战役。两军团结协作并肩作战，取得重大胜利。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里评价说：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一次战役何以赢得如此高的评价？它有什么特殊而深远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记者为此采访了国防大学科研部编研室副研究员周炳钦。

    记者：与长征中其他战役相比，直罗镇战役没有湘江之战那么惨烈悲壮，没有四渡赤水那么神出鬼没，也没有飞夺泸定桥那么惊心动魄，它为何在红军长征史上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

    周炳钦：因为直罗镇战役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才能的又一次完美体现。战役打响之前，陕甘支队刚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毛泽东、彭德怀等审时度势，准确判断了敌人的战略部署。其时，国民党“西北剿总”部署5个师的兵力，东西对进，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控制葫芦河，构成沿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尔后南进北堵，将红军压迫在两道封锁线之间地区加以消灭。毛泽东等针对敌人这一企图，集中兵力，首先歼灭沿葫芦河东进的4个师中的1至2个师后，再转移兵力寻机各个歼敌。由于抓住了葫芦河这个既便于粉碎国民党军两线封锁计划，又便于红军尔后发展的战略枢纽，红军最终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重大胜利。

    在战役部署上，针对敌第109师师长牛元峰狂妄自大、气焰嚣张，造成该部比较突出、孤立的态势，加上直罗镇理想的设伏地形及有利于红军的群众条件，毛泽东果断决定，诱敌深入，首歼第109师于直罗镇。为保证速战速决，毛泽东以少数兵力牵制甘泉、黑水寺等地东北军，集中10个团以上优势兵力，围歼进入直罗镇而立足未稳的第109师3个团。此战获胜后，毛泽东留下红十五军团少数兵力歼灭牛元峰残部，转移主力进攻西面援军，从而达成了各个击破的战役目的。

    毛泽东特别指示各部队负责同志，一定要打歼灭战。因为“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记者：那为什么要把直罗镇战役称作“奠基礼”呢？

    周炳钦：首先，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十分严峻，敌兵力多于我一倍以上，如果让敌人构成东西、南北封锁线，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便无法打破，中共中央在陕甘地区就难以立足。

    其次，红军战士在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特别是一路被蒋介石的“剿共”大军围追堵截之后，精疲力竭，补给缺乏，非常需要取得一次战役的胜利，来鼓舞军心士气。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决定在直罗镇打一次歼灭战。由于两个军团的团结协作，红军一举歼灭国民党东北军1个师又1个团，击毙师长牛元峰，俘虏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大涨了红军将士的士气。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沉重打击了气焰嚣张的国民党军队，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调整其战略部署。这就为红军积蓄和发展新的战斗力量，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赢得了宝贵时间。事实证明，直罗镇战役为红军在西北站稳脚跟、提升将士的信心、扩大红军队伍、进一步巩固和开拓革命根据地，以至对整个战略全局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从而使陕北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因此，无愧于“奠基礼”的历史评价。

    记者：直罗镇战役打击的敌人主要是张学良的东北军，这对后来东北军的立场转变和“西安事变”有什么影响？

    周炳钦：此次“围剿”红军的主力是东北军，他们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颇有不满，对于所谓“剿共”大计并不热心，一心要求出兵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因此，战役结束之后，中央决定在前线教育和释放被俘的东北军官兵，宣传我党枪口一致对外，团结一切力量抗日的救国主张。红军在释放被俘东北军军官时，诚请他们转告张学良等东北军领导人，呼吁东北军与红军停战，共同抗日。

    尤为重要的是，直罗镇战役加速了国民党营垒的分裂。蒋介石对东北军直罗镇惨败表现出的冷漠态度，使张学良彻底认清了蒋介石企图借“剿共”令红军和东北军两败俱伤的险恶用心。而且，红军对东北军俘虏的教育，以及同张学良等东北军领导人的沟通，进一步促使张学良和东北军将士从消极“剿共”到停止内战、联合红军一致抗日的转变。可以说，这一举动加速了国民党营垒的分化，对于日后的“西安事变”，以及红军同东北军之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都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记者 孙学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