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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旅女作家姜安心中，永远有一个“红色”情结。因为她的血液里有父母留给她的“生命基因”──
她的父亲，1932年参加红军，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她的母亲，15岁就奔赴延安，奋战在对敌斗争前沿。
许多年间，姜安的目光始终追寻着父辈的足迹，她的创作也集中于对“红色历史”的寻访、记录、追述。因而，她的笔下便有无数篇红色记忆的文章涓涓流淌。作家在这里记述的是，从毛主席、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抵达俄界，到攻克天险腊子口期间的一段重要经历。
这个宁静的藏族小村庄给了匆忙行走的红军2日休整时间。毛泽东强调“我们需要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
俄界的述说
在我的记忆里，永远驻留着一个地名──俄界。
9月，我步入位于岷山腹地的达拉沟，寻访俄界村。天蓝，云白，山青，水秀。一条翻滚白浪的河流两岸，层林尽染。达拉沟，美得惊人，却又几乎与世隔绝。
1935年9月11日早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率领红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不足8000人的队伍，进入了达拉沟。时年42岁的毛泽东，与参谋人员、警卫人员个个手握树棍，沿着一条上游称作“包座河”、下游称作“达拉河”的河床，行进着。
随中央纵队进入达拉沟的成仿吾先生，这样回忆那一段行程：沿包座河上游行进，路是极狭窄的小道，左边是悬崖绝壁，右边是湍急奔腾的包座河。异常难走，有时路被河水淹没，就只好攀悬崖，蹚急流前进。有些同志因失足坠入河中牺牲了。
成仿吾先生的描述，不久就被我证实——越往沟内行走，山势越是陡峭。峡壁崛起，云遮雾漫，山道狭窄崎岖，湍急的达拉河在脚下流淌。
71年前的秋日，毛泽东手拄一根木棍，时而涉水，时而攀棘爬坡……而他最担忧的，是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的安危。
此前，周恩来因患阿米巴脓肿发高烧病倒，毛泽东请来红军最好的医生治疗，然而药品奇缺，病情不见好转。在那个清冷的早晨，周恩来高烧不退，仍旧处于昏迷状态。毛泽东不时回过头去，让参谋人员不断向后传话：“一定要保护好周副主席和中央几位老同志的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
这个时候，行走在达拉沟中的毛泽东，身上、心上压着千钧重荷！那些日子，毛泽东与几位中央领导天天为“北上”问题与张国焘打“电报官司”。陶醉于权力之中的张国焘，更相信“谁有实力，就得听谁的”。
9月10日晚，毛泽东等人行至川、甘交界处时，几位中央领导人研究后曾向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发出敦促电文，即《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即行北上电》。
“那是9月10日，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1960年，毛泽东这样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感慨道。
穿越层层叠叠的藏式木楼群，我的目光落在一幢面积15平方米的藏式小木楼上。这是毛泽东的“旧居”，位于村庄东头，是一座极普通又典型的藏式山寨土围墙木楼建筑。
俄界，藏语译为“高吉”，系“八个山头”之意。这个村名，来自山寨背后有8个锯齿形的山头。俄界村地处岷山峡谷地带，山峦重叠，阻断南北通道。惟有一条发源于川北的达拉河穿行南北，沟通甘川。古人用兵征战，屡经此道。三国魏蜀相争，唐、蕃、吐谷浑交战，公元1253年忽必烈远征云南，均取此道。
毛泽东住进这幢藏式小阁楼后，一放置好行装，就朝周恩来、王稼祥的住处走去……他在周恩来住的小木楼里反复叮嘱：要“多休息，养好身体”。那时，毛泽东最挂记的一件事是几天前从下巴西村紧急转移时，没有来得及向红军指战员解释党中央独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的意图。此刻，8000人的队伍急需调整战斗部署、确定今后的战略方针。于是，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于 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村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与会人员揭露、批判了张国焘的退却主义、军阀主义，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同时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确定了中央红军今后的战略计划。
“俄界会议”还作出了“攻打天险腊子口”的决定，并通过了彭德怀提出的《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建议》。在最后总结时，毛泽东强调：“我们需要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
俄界，这个宁静的藏族小村庄给了匆忙行走的中央红军2日休整时间，使这支先行北上的红军部队得以稍作休息，烤干衣服。红军在空巢般的俄界村住宿2日之后，把居住的房屋清扫得干干净净，把用具清点好，放置原处。
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的坚定理想、信念和严明纪律，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军队自诞生以来的崇高宗旨，而且也体现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这使红军在日后必定会受到甘南藏区人民群众、土司、头人的同情与支持。
1935年9月13日夜晚，这支红军部队离开俄界。沿着达拉沟，踏上险峻的白龙江栈道，朝东北方向前进……
71年前，藏族山寨——俄界村，在那个金色的秋日里被红军留在身后。然而，这个藏族小村寨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一个永久的“记忆”，被载入红色中国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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