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观因素的决定作用看长征中红军的六次会师

    你注意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有个有趣的现象吗？你看，图上的红军行动标示，恰似落在图上的一条气势磅礴一泄万里的江河吧！

    这等奇观，是红军长征各部基本走向和主要路线大体一致的写照。可是，长征并不是预先设计的，为什么会出现各部基本走向和主要路线大体一致的现象，汇成激流归大海的奇观呢？应当说这种意料之外，全在情理之中。如果说自然界江河的汇成是“水往低处流”的重力原理决定的；那么，长征的激流归大海，则是“弱在贫处生”的无情现实决定的。迄今，人类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弱小民族，依然还是生活在贫穷落后地方。

    人类社会的开发并不平衡，尤其是在落后的农业经济时代更不平衡。那些地理和资源条件好的地区，总是被首先开发，并一直处于领导地位，成为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地区；反之，则是各方面都相对落后的地区。这种不平衡性，又带来社会管制的不平衡性。发达地区比较严密，落后地区相对松懈。这些规律在古老的中国，乃至７０年前的中国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这些规律的制约，由打着国民党旗号的中央派系和地方派系组成的国民党统治，其力量相对集中在发达地区，而贫穷落后地方则是它的力量的薄弱部。

    那时，红军战争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敌强我弱。这个特点支配着红军的生存发展。建立在中国大革命基础上的红军，虽然首先在中国相对发达的南部、中部成长壮大，但也只能在这些区域内相对落后的地区存在。所以，大凡红军战略基地苏区，都是贫穷落后地区，也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仍坚持支援老区。而当着被强大的敌人逼迫不得不撤出原有的苏区时，只能也只有到更加贫穷落后的地区寻求生存发展。今天的中国，东部、北部、中部和南部，仍然远比西部发达，所以中央才提出发展西部战略。７０年前的中国西部，则远比今天更加的贫穷落后，基本不是蒋介石中央派系的势力范围。不言而喻，当年被强敌逼出苏区的红军，只能也只有往西转移，而没有一个领导者会带着他的红军或往北、或往东、或往南转移，深入到国民党力量相对强大的地区自寻绝境。

    红军各部战略转移后，都受到国民党重兵追击，各部又都被迫只好继续西去。这就决定了从长江以南和长江中游转移的中央红军、红二与红六军团乃至红四方面军，都不约而同地往西直到青藏高原东侧。这时，如继续往西就进入青藏高原腹地西藏、西康（新中国成立后撤销，一部分划归西藏，一部分划归四川）。那里是经济力极端低下，甚至连粮食不足于自给的藏民聚居区，虽然没有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势力，但红军即使能克服高原缺氧的生理极限，也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由于诸原因造成的民族隔阂问题，不仅得不到给养、人员补充，反而会因用粮造成与民矛盾，与当地的民族武装冲突，这些因素都会使红军更加削弱，甚至损失殆尽。显然，继续西去是绝路。而往南，又濒临国境，退无可退。剩下的唯有沿青藏高原东侧北上。

    红军的战略转移，并不仅仅是为了保存力量。开创新局面才是行动的最终目的。开创新局面，首先是落脚建立新苏区。但作为战略基地的苏区的地域是有条件的。早在红军初创阶段的井岗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从实践中总结提出，它必须具备３个条件：有很好的群众，有便利作战的地势，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其中的“有很好的群众”，可以不苛求它的革命基础，但起码应是汉民聚居区，有一定的人口密度。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它在政治上的影响度，也就是说地区不能过于偏僻。显然，红军的落脚地既要不是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地区，又要是能满足于红军生存发展的地区，它既靠领导者权衡利弊，又不完全由领导者主观意志所决定。

    早在遵义会议后，中央曾考虑过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或川西北落脚。但这个计划是建立在协同川陕区红军反攻争取四川基础上，并不是只求在川西或川西北扎根。而走到川西后，中央才亲临青藏高原东侧横断山、雪山连绵、急流深涧纵横，人口稀少，经济力低下，深感到此地并不适合于红军大部队长期生存发展；并且，川陕苏区已丧失，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１０万重兵已入川，已无争取四川的可能。为此，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中央决定放弃原计划，两个方面军一起北上，到地域广阔，主要是汉民聚居区，经济力相对于川西和川西北好，并且靠近华北，便于在政治上影响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民众运动浪潮的黄土高原川陕甘地区，开创新局面。

    这个决定遭到张国焘的反对和抵制。张国焘以主观意愿挑战客观决定，命令师部南下，企图先夺取川西平原，进而“赤化四川”。在川陕苏区已丧失，敌情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欲与强大敌人争夺四川，结果只能是受到无情现实的惩罚，最终被迫退到川康边界，陷入饥寒交迫、疾病交加的绝境中，连同作战损失，南下的９万余名红军，仅剩下４万余人。

    而经过权衡利弊，党中央坚信唯有北上才是光明大道，即使在张国焘带走了大部队的情况下，坚持率身边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足万人，单独北上，最终落脚于黄土高原陕北，加上原有的西北红军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在陕甘苏区基础上，不仅站住脚，而且把陕甘苏区发展建设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这一成功，堪称是主观能动作用与客观因素决定作用完美结合的典范。

    最后转移到青藏高原东侧的红二方面军，也深深感到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在中甸，贺龙通过与归化寺喇嘛搞好关系，得到他们帮助才买到１０万斤粮食。但这还不够部队１０天的用粮。贺龙、任弼时尊重这个现实，力主立即北上，离开这个绝境。

    一张激流归大海的长征图，就是这样由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决定性相结合，甚至是由客观因素所支配而绘成。

    这种激流归大海的奇观，又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由于各部的基本走势和主要路线的大体一致，这就造成了长征各部途中一再出现预期或不预期会师，使一部红军长征史，成为一部红军会师史。依时间顺序，先后共有６次会师。这就是：红六军团与红三军（红二军团）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４日木黄会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２日懋功会师；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６日永坪会师；陕甘支队（红一方面军主力）与红十五军团（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初甘泉会师；红二、红六军与南下红军１９３６年７月２日甘孜会师；红二、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１９３６年四月会宁、将台堡会师。

    这种由客观因素支配的结果，对自以为是的蒋介石也是嘲弄。蒋介石原以为将红军逐出苏区，必将红军围追堵截歼灭于流动中，却不料把红军逼到一起，拧成为一股合力。不尊重客观的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种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历史现象，使我们想起了前人早已总结的朴素而又形象的哲理。这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和“人算不如天算”。这里所谓的天，当然不是虚无飘渺的上帝，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因素。“谋事在人”，是指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成事在天”是事成于主观与客观相一致；“人算不如天算”，则是说主观不能超越客观。由此，揭示了战争乃至其他一切社会实践的一条共同的指导原则：人们不能超越客观因素的决定作用，企图战争的胜利，事业的成功；人们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因素决定作用下发挥主观能动性，争取战争的胜利，事业的成功。（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历史专家 陈伙成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