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军出色的情报工作看毛泽东用兵如神

    毛泽东用兵如神唱响于长征，又把长征唱响。

    毛泽东在长征中的用兵，的确堪称是战争指导艺术的经典。毛泽东也把他的这段用兵实践，作为他在战争指导艺术创作上的“得意之笔”。

    然而，毛泽东并不自认为是神，也不认为战争指导全凭指挥员个人的神机妙算。他在长征结束后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时深有体会地说：“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以及对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考”。由此可见，正确用兵的诀窍，在于指挥员“对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考”能力，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这两个方面。

    但迄今的史著在反映这段历史时，都仅反映毛泽东用兵的判断、决心和部署，即仅停留在毛泽东“对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考”的结果方面，而未曾反映其另一方面，即“周到和必要的侦察”方面。连毛泽东这等战争指导大师都强调战争指导中的“周到和必要的侦察”，我们岂能忽略这一面呢?而忽略了这一面，也就势必影响到对历史的全面准确的认识，无形中神化了历史的主人公，不能得到战争指导全面深刻的启示。所以，对直接服务于毛泽东在长征中用兵的“周到和必要的侦察”问题，仍然是长征历史研究和宣传中必须补充的一个侧面。

    军事的“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包括敌情、地形、道路、气象、水文、人文等等。其中，以敌情侦察最为主要，最为复杂，最为困难。本论将着重述评的就是情报怎样成就毛泽东用兵如神、揭示准确及时的情报对战争指导的重要意义。

    长征中，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红军是中央红军，最紧要的情报是战役情报。而红军总部二局，即情报局就在于提供准确及时的战役情报。这个局在长征中编在军委第一纵队军第一梯队，该梯队的代号为“红星”，故称“红星二科”。这是一个以无线电技术侦察为主的专业部门，拥有局长曾希圣等几名堪称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破译专家，对国民党军密码了如指掌，并且不论其怎样变换，都能及时破译。他们提供的准确及时的战役情报，在控制中央红军指挥全权的李德手中，虽然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但对毛泽东来说，都是作出正确决定的根据。

    迄今的史著无不记载毛泽东于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力主转兵贵州，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逃过覆灭的一劫。但是，毛泽东决心的依据是什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张闻天、王稼祥那样坚决地支持毛泽东的建议；促使周恩来也站在毛泽东的一边；迫使控制中央红军指挥全权的博古、李德，不得不作出妥协?

    让我们来看会前的两份相关电报的要点。12月11日戌时(19至21时)，国民党“追剿”军第一兵团指挥刘建绪电令所部：“一、……匪主力似在龙胜、通道边境。我薛兵团先头已抵会同……二、本兵团以协同友军继续追截，务期歼匪于湘、黔边境之目的，决定部署如次：1.着第一路陶司令所部，除以一部赶筑绥宁大道封锁干线堵匪北窜外，迅以主力向临口、通道方向觅匪截剿。2.着第四路李司令所部，迅速进绥宁，策应第一路截剿……”篇幅关系下略。12月12日2时，中央红军野战司令部敌情通报电：“(火急密译)甲、刘敌十一日令：(一)判断我军主力似在通道龙胜边境。(二)薛敌先头已抵洪江。(三)刘敌部署：(1)陶广一路除以一部筑绥靖封锁线外，主力向临口，通道方向觅我主力截剿。(2)李方杰部进绥宁策应……”敌我两电相差不到5小时，我方敌情通电显然是敌人部署电的转换。这两份电报说明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敌已在我北上湘西途中张网以待，我如果按博古、李德的原计划由通道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那么一出通道县境就会落进敌之伏击圈。

    史书都说湘江惨败后，党内军内对博古、李德错误指挥的不满情绪到了极点，为毛泽东挺身而出纠正错误奠定了强大的舆论基础。此说完全符合事实。但还应当说正是这一准确及时的情报，使毛泽东决心挺身而出，在张闻天、王稼祥乃至周恩来支持下，迫使博古召开通道开议，不得不接受毛泽东的转兵贵州的建议，这才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逃到覆灭的一劫。

    此后的遵义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但也在实际上把毛泽东推到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这时，蒋介石已把“追剿”军由此前的20余万人，增加到约40万人；他也把前敌指挥部“委员长征营参谋团”，由南昌迁到重庆，昂仗着他控制的国家战争资源，与毛泽东在贵州决一雌雄。毛泽东手头的中央红军仅剩下3万余人，处在敌占区无后方流动中，而更严重的是有枪没弹。严酷的事实说明，这时的中央红军的处境，远比长征初期更艰难；毛泽东在用兵上不能有任何闪失，稍有失误，后果都不堪设想，甚至造成全军覆没。

    但毛泽东也有有利的一面。除了他的用兵才能，他的部队有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快速机动能力，他的将领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协同作战观念外，那就是有准确及时的情报保障。在绝对劣势对绝对优势的极不对称的战争中，准确及时的情报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绝对劣势一方的命运。针对着蒋介石的战法，是强军对流动中的弱军通常采用的围追堵截的老套，毛泽东依据其有利条件，特别是准确及时的情报保障，积极应对。他的对策也可以概括为4个字，那就是走、打、变、诈。以走摆脱敌之包围，调动敌人于运动中，为打创造战机；以打挫败敌人，使敌畏缩不前，为走创造条件；变就是敌变我变，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改变自己的企图和行动；诈是兵不厌诈，用种种手段迷惑敌人，造成敌之判断错误，避免不利的决战。毛泽东在准确及时情报保障下，以赤水河两岸为战役活动平台，将走打变诈巧妙地结合起来，时而西渡，时而东渡，让敌人打不着我军，而我军可痛打孤立突出之敌，从而紧紧把握战役行动主动权。

    相比之下，蒋介石则是“睁眼瞎”。他的战役情报完全靠空中侦察。70年前的空中侦察技术还十分落后，全靠飞行员目视观察。而蒋介石与毛泽东在贵州较量的季节正是春季，春天的贵州不是雨就是雾，蒋介石的侦察机要么不能起飞，要么什么也看不清，这使他常常不知道红军在什么地方，往往只能臆断毛泽东想干什么，好不容易弄清红军在河西调动部队杀向河西，毛泽东则已经挥师转向河东，弄得蒋介石又急又火，常常暴跳如雷。

    而更绝的是毛泽东竟然以蒋介石名义指挥蒋介石的中央军。那是1935年3月22日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蒋介石认为红军又要攻遵义，急令各路“追剿”军杀向遵义，他也于3月24日由重庆飞贵阳坐阵。毛泽东抓住蒋介石的误判，将计就计，以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吸引各路包围军，主力直插南下以求南渡乌江，摆脱敌之纠缠。不日，蒋介石发觉上当，急令其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部南下跟追。30日，“红星二科”报告周、吴两部已指向我军预定的渡江地段。在这危急情况下，毛泽东采纳了曾希圣提出的建议，利用我熟悉敌之密码，钻蒋介石常常越级指挥的空子，假在贵阳的蒋介石电令周、吴两部偏离原前进方向，从而避开了我在渡江时与敌遭遇，保障我军于3月31日全部顺利南渡乌江。此后，又乘敌主力被我甩在乌江北岸之机，威逼贵阳，挺进云南，从漠北顺利北渡金沙江，完全摆脱了敌之围追堵截。

    我军能破译国民党军密码，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前蒋介石就心知肚明。1935年5月初，龙云漠北俘获的“红星二科”掉队人员，发现我军能破译敌之密码，即于2日电告蒋介石；3日蒋介石回电，表示无可奈何。他们的来往电报，已在中央军委组织编纂的《红军长征•参考资料》中公开，可见我军的情报能力在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是秘密。

    这段公开的秘密告诉人们：弱军要战胜强敌不是无条件的，除了指挥员的素质等因素外，极大地依赖于准确及时的情报。（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历史专家 陈伙成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