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他斗争时期都要多。”他把这些没有参加长征、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的红军部队称为“死亡军团”。

    江西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凌步机说，南方三年游击战，与红军长征和东北抗联抗日并称为我军历史上最为艰苦的三大军事行动。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１．６万余名红军战士、游击队员以及３万余名伤病员留在了中央苏区，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抗击与牵制敌人，保障了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安全转移；他们在绝境中坚持游击战争，为中国革命保留了重要的火种。

    掩护——伪装成主力红军，同数十万国民党军血战

    “长征前夕，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斗争。”瑞金市党史专家刘良说，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人组成，项英为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军事领导机关为中央军区。

    “红２４师和各独立团从１０月７日开始，接替准备撤离的主力红军防务。”９４岁的老红军王培臣说，“我们伪装成主力红军，迷惑敌人。”

    刘良说，为保守机密，制造假象，中央政府各部门、各机关依然保留原先的名称。留下来的各部门负责人继续领导本部门照常工作，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照常出版。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中旬，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已突围西进，在调集重兵围追堵截的同时，严令其在中央苏区周围的数十万部队加紧“清剿”。１１月１０日，敌人占领瑞金，１７日和２３日，于都和会昌相继陷落。至此，中央苏区所有县城均告失陷。

    “整个苏区都遭了殃。”王培臣说，敌人叫嚣“人要换种，石头要过刀”，将中央苏区分割成若干小块，准备分区逐个剿灭。

    王培臣说，由于中央分局还寄希望于配合主力红军回师反攻，恢复中央苏区，因此没有适时改变斗争方式，仍然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红军损失惨重。

    为冲破敌人堡垒封锁线，红２４师和几个基干独立团不断出击。但由于部队减员过多，伤病员多，战斗力大为下降，战斗常常以失利告终。

    “有时红军４个团还打不赢敌人４个营。”王培臣说，在成功掩护中央红军长征后，留下来的人们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突围——瞿秋白、何叔衡等人壮烈牺牲

    “一切表明，中央苏区已山穷水尽。”凌步机说，这时摆在红军面前的只有突围转移、上山打游击一条路。

    数以万计的伤病员要逐一安置到百姓家。“伤员和我们都非常悲伤。”王培臣回忆说，“自己也身负重伤的陈毅亲自负责说服工作。”

    “你们把这些同志抬回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的人！”王培臣至今难忘陈毅对老乡们说的话。

    接下来就是著名的“九路突围”。

    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４日，化装成小商人的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一行５人，在福建长汀县小径村，被国民党保安团包围。

    “负责护送的快枪队与敌人展开激战，他们迅速往村南的大山上跑。”今年９０岁的老红军王直，当年曾跟随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人在闽赣边打游击。

    “参加了中共‘一大’的５９岁的何叔衡被保安团追上，壮烈牺牲。”王直说，另一位领导人瞿秋白也被俘了。只有邓子恢冲出了敌人包围圈抵达永定地区，与张鼎丞会合，就地开展游击战争。

    抓住中共著名领导人瞿秋白，蒋介石大喜，派军政要员百般劝降。劝降不成，蒋介石下达“就地枪决，照相呈验”的密令。４个月后，瞿秋白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从容就义，时年３６岁。

    “由于时机过晚，九路突围部队陷入重重包围，损失极其惨重。”凌步机说，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等人都牺牲了，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也在被俘１７天后惨遭杀害。

    “大部伤亡或被俘，只有我们极少数人突出了重围。”王培臣说，在付出沉重代价后，他们完成了由苏区方式到游击区方式、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