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看长征中的红四方面军

    长征给了红四方面军达到光辉顶点的机遇，但控制着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不仅让这种机遇一次次丧失，而且给红四方面军带来了一场灾难。那么，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应当说既不可否认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深刻影响，又必须把张国焘同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区分开来。张国焘罪过事实不争，红四方面军本色光彩夺目。唯有如此看待，才能解开历史的情结，才能获得历史的启示。

    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影响，既有正面，也有负面。

    张国焘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推行其路线、方针、政策的全权代表。他是党的早期活动家，但他的历史说明，他不是一个忠诚的革命者，而是一个政治野心家，是一个忽左忽右自身矛盾的人。他到鄂豫皖苏区后，力排异已建立他个人的独裁统治。他不懂作战，只独断战略决策，把怎样组织指挥作战问题交给富有作战经验的徐向前。这是红四方面军迅速发展创造辉煌战绩的关键。在徐向前指挥下，刚组成的红四方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共歼敌6万余人的前所未有的重大胜利。可是，张国焘却被这一胜利冲昏了头脑，致使战略指导错误，造成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战略转移。但在进入陕南后，他权衡利弊，决定到川北落脚，并放手让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开创新局面。在徐向前指挥下，红四方面军很快地建立通南巴苏区；接着又接连取得了反“三路围攻”，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乃至反“六路围攻”的一系列的胜利，共歼敌8万余人，俘敌3.5万余人，缴枪近5万支，迫击炮150余门，使通南巴苏区发展为拥有约500万人口的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也由八月时的1.5万余人，发展到8万余人。

    在徐向前指挥下，红四方面军不但取得了辉煌战果，而且造就了一大批英勇善战的将领，创造了与中央红军“诱敌深入”异曲同工的“收紧阵地”的反“围剿”作战经验。毛泽东在后来总结红军战争经验时，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由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组成的川陕战略区崛起之时，正是党和红军战争转向危难之际。1934年，由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组成的中央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它邻近的湘赣、湘鄂豫和闽浙赣这3个卫星区伴随失败，红六军团和中央红军相继战略转移。在支撑着红军战争局面的中央区失败，中央红军遭受严重削弱，红军战争开始动荡的情况下，崛起的川陕区不仅具备了而且也被推到了稳定红军战局的地位。

    张国焘的罪过，就在于在红军战争局面最需要川陕区起稳定战局作用时，没有能发挥应有作用，接着又使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不能发挥其有能力发挥的中坚力量作用。

    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鉴于川陕区举足轻重，寄希望川陕区担负起稳定红军战争全局的重任。中央建议川陕区以主力红四方面军“于最近时期”发动攻势作战，西渡嘉陵江，最好向川中的西元、南充、蓬溪地区推进，威迫四川国民党军根本重地，造成战略上的轰动效应，打乱蒋介石对红军的进攻计划，策应中央红军恢复稳定。如若这样，国民党川军必然手忙脚乱，蒋介石必然顾此失彼，即使中央红军不能从川南北渡长江以求建立新苏区，也能在川滇黔边站住脚，开创新局面。加上湘鄂川黔边的红二、红六军团，红军战争主体将三角鼎立于长江中游。历史必然为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写上浓重的一笔。可惜的是独揽川陕区全权的张国焘，不仅没有让红四方面军“于最近时期”内向川中出击，反而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南渡乌江时，命令红军和党政机关人员主动撤出川陕苏区，致使川陕战略区丧失。

    1935年3月底，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发起西渡嘉陵江战役，企图执行此前清江渡会议决定的向川陕甘发展计划，也在战略上策应中央红军行动。这个计划的精神是依靠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拟定的目标是夺取甘南，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展，建立新苏区。如果照此执行，红四方面军过江后北上，依其兵力和周边敌情，完全有能力夺取甘南。又如果这样，处于危难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无疑将投靠川南新苏区，红军战争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可是，此时的张国焘已放弃了徐向前在清江渡会议上提出的他自己也同意的向川陕区发展计划，想到川北建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以此为中国革命中心。出于这种考虑，他命令红四方面军和已撤出川陕苏区随军的机关人员，向川西北转移，等待中央红军的到来。这样，一个能对全局作出决定性贡献的机遇又丧失了。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不久复称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中央根据各种因素否定了以川西北为中国革命中心的计划，决定两个方面军一同北上，在川陕甘地区开创新局面，以之为中国革命中心。中央的这个计划比此前徐向前提出张国焘同意的向川陕甘发展的计划范围更大、更具灵活性；而此时，两个方面军总兵力已达10万人，更有实现的把握。如果实现，那将是何等壮观的一个新的大局面。可是，张国焘却又匪夷所思地提出“暂时抛弃川陕甘计划，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政治上则伸手向党中央要权，让他出任中革军委主席，给他以“独断决行”权力。中央坚持北上，也没有能满足他的权欲，他最终发展到分裂红军分裂党的地步，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并另立“中央”。这不仅使中央拟定的一个大好局面不能迅速出现，使兵力大于红一方面军的红四方面军丧失了发挥开创新局面的支柱力量作用的机会，而且使红四方面军乃至编在左路军的红一方面第一部在南下中历尽千辛万苦，遭受惨重损失。

    张国焘一次次地阻碍了红四方面军重大作用的发挥，是红四方面军无奈的。但红四方面军毕竟是一支忠于党的英勇善战的主力红军。在长征中，它打的大仗最多，取得战果最大，先后进行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土门战役、包座战役、绥崇丹懋战役、天敬雅邛大战役等战役战斗，与数十个师的敌军血战，共毙、伤、俘敌约5万人，在对敌斗争方面，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红四方面军还给予处于艰难困苦转战并受到严重削弱的红一方面军以热情的慰问和很大的支援。当得悉红一方面军翻过夹金山前往会师时，红四方面军立即派出部队接应；懋功会师后，给红一方面军送吃、送穿、送日用品。仅其第三十军官兵就捐出军衣约500套，毯子100多条，草鞋1380双，以战友之情温暖受苦受难的战友之心。鉴于红一方面军已受到严重削弱，红四方面军总指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主动抽出3700余人相当于当时红军1个师的兵力，补充红一方面军。在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危急关头，徐向前大义凛然地指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两军冲突。

    在南下的苦难岁月里，红四方面军有些部队三过草地四过雪山，充分表现了红军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在南下陷于绝境后，广大官兵表现出对张国焘错误的强烈不满，与其他的因素一起，迫使张国焘不得不撤销“第二中央”，北上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他们为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作出了贡献。

    红四方面军被张国焘专制不是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所能选择的，而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党中央强加的；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专制下不能在长征中发挥更重大的作用，张国焘利用他专制下的红四方面军向党闹独立，是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更与他们无关。如果要深纠原因，除了张国焘个人的因素外，还在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党中央的宗派主义；在于党和红军的不成熟，组织领导制度的不完善，民主作风没有形成。

    这是深刻的教训。它教诫我们：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太重要了；强化党委制和党委内部的民主作风，发挥党委的集体领导作用，是党指挥枪的根本保证。（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历史专家 陈伙成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