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觉溶入意识看长征中的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

    有人认为，如果党中央不是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红军和苏区，中央和他率领的红军将领将何去何从？还有人说的更直接，认为是陕北的红军和苏区救了中央及其率领的红军。我认为这些说法失之偏颇。

    首先，应当说党中央此前的目标就是要到川陕甘广大区域寻求发展，而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即使没有陕北的红军和苏区建立的基础，也能在西北落脚，开创一个发展的新局面。同时，也应当承认陕北红军和苏区为党中央及所率领的红军落脚陕北，迅速开创发展新局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增强了战斗的力量。并且，还应当看到党中央及所率领的红军的到来，使陕北的红军和苏区溶入西北革命大本营，实现了光辉的历史归宿。

    问题倒是以往对陕北红军在长征中的作用说得不多。这里所说的陕北红军，是指党中央和他率领的红军到达陕北时的情况，它包括当地的西北红军，以及长征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较之主力红军，这两支红军如主流中的支流，不及主力有汹涌澎湃之气势，而西北红军也没有历经万水千山，也许因为这样，以往在宣传长征历史时，对他们有些旁落。

    其实，他们是偏师胸中自有全局。他们的主动溶入全局的观念，令人钦佩；他们对全局的贡献，功不可没。

    长征，以三大主力红军会聚西北大本营而宣告胜利结束；西北大本营在后来的一个相当时期内，是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西北的革命基础，则是西北红军建立的。

    1932年，西北的红军游击战争兴起，稍后形成为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和陕北红二十七军。1935年2月，中共陕甘边和陕北两特委商议，成立党的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区的党组织和红军。人们通称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为西北红军。此后，两军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两军发展到5000余人，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联成一片，称陕甘苏区，拥有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7月下旬，蒋介石调集10万重兵，采取南进北堵、东西夹击方针，对陕甘苏区和西北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西北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取得了先期的胜利，但也遭受了一定的损失，仍然处在严峻的形势下。

    此时，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不仅增强了陕甘苏区红军的力量，而且使西北红军向正规兵团的发展前进了一步。

    红二十五军是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向川陕地区转移后，以留下的红七十五师为基础重建的。此后，该军曾发展到1．2万余人。但由于敌人重兵的反复“围剿”，也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形势逐步恶化，到1933年冬，兵力已锐减到3000余人。1934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曾给红二十五军以指示，告诉他们在情况严重不能坚持鄂豫皖苏区斗争时，主力可以向外线转移。8月，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又派中央红军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到红二十五军，传达中央和军委的可以战略转移的指示。11月中旬，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到桐柏山或伏牛山创建新苏区。随即，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依据战略转移行动的部队必须轻便敏捷的要求，撤销师一级编制，留下老弱病残人员，全军缩编为3个步兵团和1个手枪团，共2980余人。

    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开始战略转移长征。他们先是进入桐柏山、伏牛山，继而进入陕东南商洛山区，转入创建鄂豫陕苏区的斗争。到1935年春，部队发展到4000余人，苏区的群众武装达2000余人。5月，敌对鄂豫陕苏区和红二十五军发动大规模“围剿”。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领导地方武装坚持内线斗争，同时率主力向外线出击，在取得荆紫关、袁家沟口战斗胜利后，于7月中旬出击终南山，威逼西安，迫使陕西的“围剿”军不得不回援后方根本重地。

    在威逼西安行动中，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领导从报纸上得知，红一、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会师，并有可能一同北上。同时，原鄂豫皖省委的交通员也从上海带来同样的消息。他们当即决定率部进入甘南，策应主力北上，并与西北红军会合，“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随即，红二十五军由长安丰峪口启程进入甘肃，并连克两当、天水。

    红二十五军突然杀进甘肃，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他当即决定“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匪”，命令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部全部，王均、于学忠部各一部，位于四川的薛岳兵团大部，在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统一指挥下，“追剿”红二十五军。此后，红二十五军在甘南陷于敌之重兵围追堵截之中。应当说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是起到了战略策应的预期目的。这时，红一、红四方面军如若一同北上，将很容易地进入甘南，并且可以抓住围追堵截红二十五军的敌军一路甚至多路，给予打击。这既有利于迅速地打开北上川陕甘的局面，又可以给红二十五军行动以策应。但可惜的是由于张国焘的抵制，不仅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一同北上行动一再延误，而且最终也没有实现。这样，红二十五军便成了孤军奋斗。7月下旬，在泾川四坡村南渡汭河时，遇到山洪爆发，机关、直属队和后卫第二二三团被阻止于汭河北岸，并且遭到敌“追剿”军1个团的袭击，红军虽奋勇战斗将敌击败，但军政委吴焕先牺牲。在这种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只好向陕北转移。9月15日，全军3400余人到达延川永坪。

    西北红军得悉红二十五军的到来，喜出望外，当即迎接，于次日到达永坪与红二十五军会师。

    永坪会师后，红二十五军和西北红军合编组成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共7000余人。接着，红十五军团展开反攻，相继取得了劳山战斗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仅劳山一仗，红十五军团俘敌3000余人，缴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180多挺，火炮12门，战马300余匹和1部电台，还有大量弹药。这对红十五军团是一次装备上的重大补充。

    就在这时，即10月19日，党中央率原红一方面军主力编成的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长征。11月初，陕甘支队到达甘泉下寺湾与红十五军团会师。3日，中央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编为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

    接着，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红十五军团参加了直罗镇战役。这一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此后，红十五军团又投入了扩大和建设西北革命大本营的斗争。

    上述的历史有一个鲜明现象，即不论是红二十五军还是党中央与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都显得十分的顺利。这种顺利的背后，是西北红军打下的基础。从长征的定义上说，西北红军没有经历万水千山；但从长征的最终目的是开创发展新局面意义上看，西北红军尽了“地主之谊”。而红二十五军则堪称是红军北上先锋，他们的孤军奋斗精神，他们自觉溶入主流的意识，都是红军高贵品质的体现。

    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和品质，正是党与红军的事业形成为大气候的重要保证，也是历史给我们的一个重大的启示。（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历史专家 陈伙成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