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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10年:冲破阻挠展开纪念活动
肯定老一辈革命家历史功绩
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的活动放在1975年的10月,这一时间是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40周年,而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40周年应为1976年。此后,历次长征纪念活动逐步形成了固定和集中的特点。
长征胜利40周年的纪念活动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即全国重要报刊开始较大规模宣传纪念长征,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了联合社论《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被各大媒体转载。尽管中央曾作出指示,这一年的长征纪念活动可以“稍大规模”,但是纪念活动还是受到了“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
“四人帮”凭借控制的舆论工具下了一道道禁令:长征史绩不准再登,革命传统戏不准再演,革命历史歌曲不准再唱,革命传统展览不准再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字不准再提。解放军报以较大规模宣传了长征的光辉业绩,也被“四人帮”攻击成“为老家伙评功摆好”,“为走资派树碑立传”,是“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
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冲破“四人帮”重重阻挠,指示有关部门为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复排《长征组歌》。《长征组歌》在首都舞台连续上演,观众欢欣雀跃,盛况空前。但是,这台深受群众喜爱的节目,被“四人帮”污蔑为“毒草”,疯狂地加以扼杀。张春桥下令收集《长征组歌》及其他纪念长征节目的“不同意见”,姚文元也指示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不要刊登宣传《长征组歌》的文章。周恩来病重期间想再听一听《长征组歌》录音磁带,“四人帮”竟制造种种障碍,不让将磁带送给为《长征组歌》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总理听。《万水千山》公演时也遭到了“四人帮”的疯狂阻挠,江青甚至狂妄地要求:“把戏里的周恩来、朱德的名字删去”,妄图抹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功绩。
长征胜利40周年的纪念,由于受到“四人帮”的压制,没能很好地体现长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但正因为如此,人们怀着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特殊感情,在心里更加深切地追忆长征,更加深刻地思考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第五个10年:首次召开全国性纪念大会
“重走长征路”成为亮点
长征胜利50周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从这一年开始,中央高度重视对长征精神的宣传,并不断对长征精神的内涵进行理论概括。
1986年10月22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这是党中央首次召开纪念长征的全国性大会,是长征结束以来最高规格的纪念活动。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第一次对长征精神的内涵作了规范性表述。
这一年,一位68岁的老红军重走长征路,成为追寻红色记忆活动的亮点。曾随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老红军战士陈靖为了勉励后人的奋斗精神,重新踏上了当年的征途。陈靖重走长征路的行动,得到了中央军委、总政和沿途各地的热情支持与鼓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为他题词壮行:“温故而知新,老马当识途。”解放军报在二版为陈靖开辟了《重走长征路》专栏,陆续刊登了他从长征路上发回的74 篇稿件。当陈靖两年后到达目的地时,解放军报还派记者前往迎接,并请他到报社进行了座谈。
今天越来越热的“重走长征路”活动,正是从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开始的。 1986年前后,一些作家、记者率先踏上长征路,使这种新的纪念形式逐渐流行开来。胡世宗、乔良、江奇涛等6位部队作家重走长征路时受到聂荣臻、康克清的鼓励。转业军人、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用一年时间步行走完长征路,采写了315篇《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75岁的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带着心脏起搏器,沿红军长征路线进行实地踏访,回国后写成《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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