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前那个秋天的下午，北京，天安门广场。

一个26岁的年轻人，身着戎装，大声唱着父亲写的歌，泪流满面。在他周围，是30多万欢呼的人群，以及漫卷的红旗。

他叫田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词作者田汉之子，时任开国大阅兵战车团团长。

田申：我率战车方队驶过天安门

1949年10月1日，作为开国大典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开国阅兵举世瞩目。

“那时我在华北特种兵部工作，平津战役缴获了一些装甲车、坦克，聂荣臻同志说在华北组建一个独立战车团，我是副团长。参加开国大典阅兵，我代理团长。”田申说，“我们接受任务后，就在丰台路口大井小井训练。坦克都是缴获的日本坦克，最大的15吨，最小的1吨半，刷漆编号，进行了3个月的训练。”

10月1日拂晓，受阅车辆开始编队行进，经复兴门到东单待命。

当军乐团奏起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时，田申的眼泪顿时扑簌簌地流下来，“多少年了，就盼望着这一天早点儿到来！”84岁的老人至今心潮难平。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气吞山河的海军方队、步兵方队、炮兵方队、战车方队、骑兵方队在火红的军旗前导下，由东向西雄壮而来。

“我们是在炮兵方队之后进入天安门的。通过天安门时，恰巧与天上飞过的空军方队同步，十分雄伟。”田申说。

天安门上空，由父亲田汉作词的国歌声在回荡；万众欢呼的广场上，由儿子田申率领的战车在奔驰。国情、家情、父子情在此交织出一幅雄伟绚丽的人生凯歌。

35年后，田申的儿子沿着父亲的道路，参加了共和国的第12次国庆阅兵。那次阅兵，受阅部队的武器装备全部是国产现代化兵器，其中，战略导弹部队首次向全世界亮相。

50年后，共和国世纪大阅兵再次震惊世界。

李水清：那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等待

从1949年10月1日的12点到下午3点，李水清将军说，那是他一生中感到最漫长的等待。

那一年，将军31岁，是受阅步兵部队陆军师长。

“那天一大早，我们全师1812名指战员，穿着崭新的军装，持着缴获的各种美式武器，满怀兴奋，列队肃立在天安门前。”今天，李水清将军仍清楚地记得开国大阅兵时的每一幕：为了使自己显得更威武一些，战士们把冲锋枪擦了又擦。为了头盔更明亮，不知谁发明了用鸡油擦拭钢盔，效果非常好。

作为步兵方阵领队，李水清和师政委李布德并排站在掌旗兵和4名护旗兵身后，在他们的后面，是12个步兵方队。

“轰！”下午3点，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

“二十八响，二十八年啊！”谈到那一刻，将军感慨万分。

“咣，咣，咣……”300米的正步区很快过去，但是，那坚定雄浑的脚步声，时时敲打着将军的记忆。从此，每年的“十一”上午，无论晴天雨天，人们都会看到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人，迎着秋阳走向天安门广场。

方槐：看到毛主席时，我们三次推拉机头

失败者是不会甘心的。新中国开国大典来临之际，缩守广州的反动派密令隐藏在北京的特务组织，要不惜一切代价搞破坏。敌人的空军也阴谋在这一天进行空袭。

形势也确实严峻。就在开国大典举行之前5个月，国民党的6架飞机还轰炸了南苑机场。

“按照国际惯例，受阅飞机是不能挂弹的。”时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阅兵空中受阅计划的策划者和直接参与者方槐说。

“当时计划用18架飞机，多是从国民党那儿缴获的。飞机将分成战斗机、轰炸机、教练机三个梯队受阅。”几天后，方槐奉命当面向聂荣臻汇报，“通过天安门的高度怎么定才好？高了看不清楚，低了又怕不安全；受阅飞机还要担负战斗值班，是否带弹？”

当时的聂老总办公室有个苏联人，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聂总专门请他来听一听方槐的计划。

“要根据各型飞机的下滑率来确定飞行高度。也就是说，万一发动机停工，飞机能够滑翔到不伤害人的地方就行。”苏联人介绍说。

“受阅飞行高度的难题一下子迎刃而解。至于是否挂弹，后来决定，受阅飞机中只有几架挂实弹。”汇报回来后，方槐就组织人把轰炸机的弹舱封掉，战斗机挂上假弹。他选取了几名政治上十分可靠的飞行员，让他们挂实弹。

当田申引领的战车方队通过天安门前时，方槐也来到了天安门上空。

“我驾驶的教练机速度较慢，所以先起飞。在通县上空，所有飞机集结编队，向天安门方向飞去。看到毛主席时，我们三次推拉机头，表示敬礼。”方槐说，“事后苏联人对我说，以你们这样的条件，做到这样真不容易。”

受阅胜利完成后，带实弹的几架P－51战斗机按计划留空担负空中警戒巡逻。方槐带领其他飞机在首都城区、郊区散发建国庆典传单，并驾驶通信机带上电影摄影师，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空拍摄开国大典的盛况。 （记者 王玉山 樊永强 吴登峰 孙彦新 刘永华 梅世雄 陈万军 陈辉 李宣良 李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