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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4期 -- 春风化雨忆元戎
中国网 | 时间: 2007-05-08  | 文章来源: 中国网

本文作者深情地回忆了叶剑英元帅、粟裕大将、宋时轮上将通过工作实践锻炼培养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人员的若干片段和作者的感悟。本文是作者即将出版的一本新著的部分内容。

我是1960年初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的。军科院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将星云集。这种情况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关系——这个党是打出来的,人才是从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同时也与军科院的基本任务有关——总结我军的战争历史经验,在这个基础上研究未来战争,编写我军正规的条令、教令等基本文件。因此,军科院一成立,就从全军抽调了许多的著名将帅来院工作。首先是第一任院长兼政委叶剑英元帅,还有粟裕大将,王树声大将,宋时轮上将,钟期光上将,彭绍辉上将(人称独臂将军),王新亭上将,杨至诚上将,等等。此外还有好几位中将,少将就更多了。几乎可以说,这些将帅特别是叶帅和大将、上将,每个人都是一本书,一本鲜活的战争史。他们是党领导的历次战争的见证人、参与者,有些还是当时的高级领导者、指挥员。他们的大名如雷贯耳。中国古代有“元戎”一词,意指“主将”,我借用这个词称呼军科院建院时的将帅们。

作为一个基层的外语干部,我没有资格同上面所说的将帅们打交道,但是因为工作关系,偶尔有幸聆听他们的指示,执行其中几位老首长赋予的研究任务,从中学到了许多别的场合学不到的东西。下面仅就我个人感受最深的几件事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回忆宋时轮上将、粟裕大将和叶剑英元帅的谆谆教诲。

“一切从实际出发”——宋时轮上将论学风

建院初期,宋时轮上将是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外国军事研究部(即世界军事研究部的前身)部长。他青年时代上过黄埔军校,后来参加过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率部开辟雁北、冀东等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率部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的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兵团司令员和志愿军副司令员,指挥或参与指挥过第二次战役的东线作战、第五次战役等著名战役。1952年回国以后任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1957年底到军事科学院工作。这位老将军个性很坚强,有时候脾气火爆,发起怒来,一座楼都震动,但有时也会和风细雨、苦口婆心地教育部属。他特别喜欢工作能力强、完成任务好、进步快的学术干部。我知道人们对于宋时轮上将的领导作风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我认为他60年代在军事科学院建院初期坚持提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学风,肯定是正确的,而且对我个人的教育很深。

我在军科院外军部工作的前几年,经常听到他在大小不同的场合关于研究工作的讲话,发现他总是狠狠抓住一个主题不放,那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满腔热情地号召研究人员重新学习毛泽东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本本主义》,以及关于研究战争问题的许多论述。他特别强调实事求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类的论述。与此同时,他尖锐地批评一些研究人员“动不动就摸上级意图”的这种习惯。他坚持认为一切观点和结论都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他说,作为领导人只是出题目,要你们调查研究,然后拿出观点和结论来,供领导决策参考。如果先有结论还要你们去研究什么呢?所谓“摸上级意图”,听到上级一言半语便如获至宝,顺杆爬,随便搞一个材料,投其所好,这是糊弄上级,是误党、误国、误军之举,必须坚决反对。

他强调,真正的调查研究是非常艰苦的劳动。首先要下大力摸清基本情况,必须占有大量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工夫才能发现规律性,提出真知灼见。这好比女人“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他无情地批评和嘲笑某些研究人员接受任务后,东摘西抄,草率地拼凑一个材料就往上报,说一些毫无价值的“小孩子话”。他说这等于“吃别人嚼过的馍”。他鼓励研究人员读书、看材料,常说毛泽东一天要看多少万字的材料,他自己每天也要看几万,甚至十几万字的材料。他非常讨厌有的人对问题一知半解,却不懂装懂,夸夸其谈。他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坚持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的高度。有时候,他嘲笑不认真调查研究的研究人员,说“你这不是马克思,是牛克思”。总之,他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学风问题,要求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一开始就必须树立这种良好的学风。他抓这个问题的决心大得出奇,逢会必讲,一定要做到家喻户晓,深入每个研究人员的内心。他当时那股劲头,好像是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决心一下,山崩地裂不动摇。

宋时轮上将不光是口头讲怎么搞好调查研究,而且亲自示范。当时我们研究美帝国主义,他就提出一个课题,就是《美国军事战略思想的(初步)研究》。他把这个总的课题分成若干个题目,分别组织研究人员调查研究。这些题目大体上包括美国兵员潜力及动员准备、美国军事工业潜力、美军统帅机构、三军编制装备、教育训练、海外军事基地和兵力部署、美国垄断财团及其对军事战略的影响等等,几乎涵盖了美国军事的各个主要方面的基本情况,意在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细致的调查研究,认识美国军事发展变化的规律,最后得出美国真正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什么的结论,上报党中央、中央军委,作为制定我们对美战略决策的依据。

宋时轮上将还进一步亲自带领一部分研究人员,拿上述第一题即美军兵员潜力及其动员准备作为试点。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倡领导干部要学会“种试验田”,要善于“解剖麻雀”,典型示范。宋时轮上将在研究工作方面也是这样做的。他要求先从美国人口这个问题切入,首先占有美国历年人口发展的详细数据,包括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性别、青壮劳动力和技术力量等等。还要看平时和战时国民经济部门和军队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怎么分配的。他很重视技术力量这个因素对军事动员准备的影响。我记得他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曾举他在朝鲜指挥作战的经历为例。他说:“我军缴获了8辆美军坦克,但是没有人会开,只好摆在原地,敌人过来把坦克又开回去了。”他非常感慨,说美军士兵的技术水平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当兵员潜力这个题经过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取得阶段性成果时,宋时轮上将非常开心,逐字逐句读完了手抄稿,而且习惯性地用红铅笔把全文每个标点符号都重新点一遍,表示他认真看过。他对研究人员大加鼓励,说:“可惜现在是困难时期,中央有规定,否则我们应该祝酒。”他肯定只有这样搞调查研究,上送中央的报告“才可以打保票”。我当时没有直接参加这个课题。但是,作为外文干部,我参加了搜集外文资料,还有多次到驻京的军内外调研单位去请教问题(例如美国垄断财团),为研究小组服务。因此,对课题进展情况多少有所了解,并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

在宋时轮上将指导下研究的这个课题,后来形成一本书。可是这本书还没有最终完成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袭来,宋时轮本人被迫靠边站,并受到了批判。为了显示“紧跟革命路线”,我也积极参与党委组织的对他的批判,批判他“反毛泽东思想”,至今回想起来仍追悔不已。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批判正好违反了他大力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因而也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这样的批判当然批不倒他。据他自己说,文革期间,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告诉他:“宋时轮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同意,我们大家都不同意。”果然,林彪垮台后,宋时轮上将即接替叶帅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

我从宋时轮上将指导外军部研究美军这个大课题的全过程,初步懂得了如何搞好外军研究。这对我是一次极好的启蒙教育。看得出来,宋时轮上将从亲身经历的党的奋斗历史和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是:千条万条,研究军事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主观主义,更不能想当然。这一点对军科院的学术建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长远意义,因而值得加以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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