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战争的胜负仍然取决于人民的支持而不是高技术。伊拉克战争中高技术武器在大规模作战中是有效的，但在战后重建中应对暴乱战则效果是有限的。

战争胜负仍然取决于人民是否支持，战场上的主动和被动仍取决于人而不是技术和信息。美军得不到伊拉克人民支持的原因是：美国与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主要集中在石油贸易和保护以色列上，如果中东没有那么多石油，美国军队就不会到中东去；美国入侵伊拉克虽然拥有高技术的武器，美军不尊重当地的伊斯兰文化，不能保护当地人民的安全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

网络中心战将战争视为一种瞄准训练，将战争的基本问题定义为为了迫使敌人投降而识别并摧毁正确的目标，只考虑了军事目的而忽视了政治目的。精确打击只有当敌人软弱不堪或斗志薄弱时才可能奏效。若对手略为强大，那么以敌人意志脆弱性的设想作为制定进攻一方战略的基础，则是危险的。精确打击显然不可能发现某个能导致整个系统或战争崩溃的“关节点”，认为只要单次摧毁关节点的行动而无需通过交战便可赢得战争的想法是危险的，这样的节点是否存在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设想依靠这种方式达成作战目的，那么这样的设想则是不明智的。网络中心战是否有效，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都未得到证明，因为这两个对手力量太弱。所以，美军深知这一点，并没有因为进行部队转型而减少对大型舰船、飞机和坦克等作战平台研制的军费支出。

信息时代的战争，武器装备再先进，手段再发达，现代战场仍是不透明的，战争中仍然充满了阻力。地形、天气、敌情、通信、指挥、运气等都会造成战争迷雾。不论技术如何进步，战争迷雾仍不能完全驱除。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人而不是信息。战争的胜负仍然取决于人心，取决于人民的支持。

网络中心战不是信息时代战争的唯一标志。网络中心战的神话需要破除。网络中心战的最早提出者艾伯茨等人指出：事实上，如今网络中心战还仅仅处于构想状态，远未成为现实。当将网络中心战概念用于军事行动时，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要将想象与事实区别开来。他们还指出，网络中心战这个概念本身也产生了一些歧义，以致有人误将重点放在通信网络上，从而忽视了本应强调的战争或作战。网络只是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它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传输信息，这属于技术人员的职责。网络中心战并不是以网络、计算机和通信为重点，而是重在信息的流动，先于敌人了解战场空间，从而获得灵活性和抓住机遇的能力。此外他们还指出：网络中心战不会改变战争的本质，战争的基本原则不会改变，只是对其中的集中和机动原则有所影响。网络中心战的实现还须克服众多的困难，如信息基础设施和联合作战能力的建设。

网络中心战不是万能的，网络中心战在近距离作战、城市作战、游击战、反恐行动、暴乱战、营救人质和混合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效果有限，这些行动仍需要大量人力和装备，并易于造成伤亡。

新军事变革的主要标志就是快速的获取战场态势信息，能够对战场态势进行快速准确的认知，为指挥决策和打击目标服务。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及应用是有条件的。传感器对固定目标和一定的机动目标，尤其是空中和海上目标的发现有较好的效果，但对复杂地形及城市中的敌方目标则发现较难，而要了解敌人的作战企图则是不可能的，再先进的传感器也无法实现。所以，发现目标就意味着摧毁是有条件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官兵的大量伤亡证明，技术手段如卫星、预警机、雷达、无人侦察飞机再先进，也无法识别汽车炸弹和自杀性袭击者，主战坦克仍然是近距离作战中最具杀伤力的武器。战场传感器对对方是否有袭击美军的意图也是无法搞清的。伊拉克战争表明，大量的网络化信息不能代替杀伤力和内在的生存能力，战场上的士兵永远不可能完全知道他们所处的战场上所发生的一切。即使在使用大量精确制导武器进行空袭的时代，地雷、机枪、火炮、装甲防护，以及防空系统对于防范地面部队仍然有效。美国新任国防部部长盖茨不再遵循拉姆斯菲尔德削减陆军的军事转型计划，已经开始实施加强陆军建设的计划，探索实施新的应对伊拉克战争被动局面的新战略和新的理论。

6.国家近期的战争准备和实施必须以现有的实力为基础，不能过高估计自己军事力量的能力和作用。战争计划的制定和作战行动的实施必须实现目的与手段的协调，不能脱离现有的实力去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在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年代，军事理论越来越注意研究未来战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军队能力，这自然是必要的。然而用未来的军事能力来打未来战争的远景战略规划不应与打一场明天就可能爆发的战争计划混淆起来。后一种情况下，在应对现实的军事威胁，应对危机和突发事件，以及局部战争实施有限军事行动，必须使用现有的军事力量及其能力。从本质上来说，战役一级的作战理论不涉及未来军队编制体制及军事能力的筹划，而应着眼于利用现有的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如何建设及武器装备如何发展应当是战略层次筹划的问题。如果把消灭现实敌人，打赢现实战争的希望寄托在未来的装备和军事能力上，则战争风险就会加大，使控制局势、遏制战争的能力不足，从而可能会失去应急作战的主动，可能导致战争的失败，影响到国家的发展机遇和生存。萨达姆就轻信了科学家的建议，认为伊拉克可以研制出先进的武器和核武器，高估了自己军队的能力，是其失败的重要教训之一。此外，如太空军事化和太空武器的使用，目前的发展有很多制约因素，政治上、军事上和技术上都有，或者在几十年内战役指挥官都不可能直接掌握，所以过多的探讨太空武器在现实战争中的使用就有些脱离战争实际。

新军事变革只是极少数技术先进的大国才能实施的变革，没有自主创新关键技术的国家，没有技术和装备上的突然进步，要想跨越时代基本是不可能的。信息系统之间的对抗不可能成为战争对抗的根本目标，信息系统仍然是战争中的保障手段，不是战斗力的主要因素。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战争涉及具体的暴力，它不可能降至信息系统之间的竞争。在大部分战争和作战中，地面力量同高技术火力和信息一样重要，有时甚至比火力和信息更重要。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变革，只有美国具有进行这场革命的军事技术和经济基础，其他国家因为没有掌握核心信息技术而被边缘化。美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拥有的军事优势主要体现在高质量的火力上。信息优势只是属于“力量倍增器”，它是使现有火力达成较大效益的一种手段。如果战争中没有火力这个基本力量投入使用，信息倍增的效果也就无从谈起。因为美国拥有强大的火力和机动力，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军队的火力和机动能力都不够的情况下，投人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去盲目的追求信息能力，而这种能力因发展中国家缺少核心技术都难以在近期达到追求的目标。所以，发展中国家一定要冷静地思考军事变革的方向，在机械化与信息化的关系中机械化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