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后，王公仍一边教学耕作，一边攻读经史和治国方略。王公46岁那年，秦桧已死，舅父万东平、业师潘翼等诸亲友，便勉励他赴京赶考。王公不负众望，殿试以“揽权”中兴为对策博得帝悦，于绍兴27年（1157年）中进士头名，擢为状元。
古时人寿命短，46岁中状元属大器晚成。少小立下治国之志的王公深感责任重大，只争朝夕，夜以继日地操劳。在承侍郎任上，他为岳飞冤案申辩平反，力主抗金；在荐用抗金名将张浚、刘锜时，遭主和派排斥，离京归里。孝宗即位后，王公被再次重用，先后任司封员外郎、迁国子司业、起居舍人、除任侍御史、龙图阁学士等京官。这一时期的王公，仍力主抗金收复河山，并联合陆游等爱国名臣，以怀奸、误国等八大罪先后弹劾十次，方将主和派代表、当朝宰相史浩及其党羽林安定、施正志等人罢免。此举震惊朝野。
绍兴元年（1163年），张浚北伐抗金失利，非议纷起，主和派余党趁机反攻，矛头直指王公。王公上疏称，恢复大业不可能以一败而动摇，毕一役而功成，然未被皇帝采信。迫于主和派的猛烈反扑，王公被排挤出中央决策层，贬至饶州、湖兴、绍兴、夔州、泉州等地方任职，满腔报国热情付诸东流，旷世奇才亦失去用武之地。偏居一隅、苟延残喘的南宋王朝，从此加速了衰败消亡的节奏，这不能不说是王公的悲剧和南宋的悲剧。试想，假如王公等一批忠臣良将被朝廷重用，南宋的历史、甚至中国的历史或许就会改写。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在风云变幻中骤生，其巧合性、偶然性、必然性，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更不以后人的枉然去揣度。
王公从京官到地方官，在位仅13余年，但职务和任职地方频繁调动，平均一年多换一个地方。古时行路，靠的是骑马坐轿，行进在崎岖的山路或泥泞的小路上，舟车劳顿可想而知。有时王公还临危受命，这说明他作为一代名臣，其威望和能力得到了皇帝的赏识。
令人遗憾的是，王公虽有强烈的政治抱负，有精忠报国之志，有恤民疾苦之心，有济世治国之才，但是在一个小人得志、奸佞当道、皇帝昏庸的封建时代，他终究无法以一己之力定乾坤，甚或连自己的卿卿性命都难呵护。个人的抱负和才能，在诡谲多变的政治天平上，难免倾向无奈和徒劳。犹如颠簸在政治风暴中的一叶扁舟，王公受制于险恶局势难展才华，人生最终走向悲剧。
但无法否认的是，不论在哪个官位上，王公皆做到了克己奉公，勤政亲民，两袖清风，尽职尽责。在列班朝堂时，王公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身为京官，他拨乱反正，为岳飞平反；力压群臣，主战抗金；斗智斗勇，弹劾佞臣……他，为毫无斗志、丧失信心、人心惶惶、腐化堕落、乌烟瘴气的朝廷注入了一丝希望、一缕阳光和一阵清风，为病入膏肓的南宋延迟了死亡之期。
在地方任职期间，王公大兴农田水利，整饬吏治，减轻赋税徭役，对民众实行休养生息，为一方的经济繁荣和政治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王公因此蜚声寰宇，以致湖州三年大旱颗粒无收引发民变时，朝廷急派王公赴任湖州，当地人皆闻风息事。在泉州任上，王公建贡院银子不足时，夫人贾氏闻之即褪下手镯换钱相助，贤内助风范可见一斑。泉州晋江两岸数万亩良田逢旱遭殃，而晋江之水又无法灌溉，此弊长期得不到重视和整治。情急之下，王公挽衣袖卷裤筒，亲自踏勘设计建成七条拦水坝，结束了两地民不聊生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