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呼吁到2050年减排80%

巴西利亚，2007年11月27日：今日在巴西利亚发布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称，发达国家未能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报告呼吁紧急行动起来，使能源政策与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减排80%的承诺相符。

各国政府正在为即将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举行的关键会议进行准备，商讨《京都议定书》后的全球减排方案。《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题为“应对气候变化：分化世界中的人类团结”，其中提到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没有实现《京都议定书》中的减排目标。报告突出强调，在许多欧洲联盟国家，其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政治既定目标与现行的能源政策不符。作者认为，富国正在促成生态债务危机，全世界的穷人将最早受到影响，这场危机对穷人的影响也最为严重。

尽管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排放中占据的份额日益增多，但富国仍然是积欠碳债务的主体。报告认为，如果地球上每位穷人产生的排放量都与欧洲平均水平相当，需要六个地球才能安全地应对这种污染。如果以澳大利亚的平均排放量为基准，则需要七个地球，如果以北美或加拿大为基准，则需要九个地球。

人类发展报告处主任、报告第一作者Kevin Watlins博士表示，“就旨在实现《京都议定书》的2012年后框架进行谈判的富国政府必须做出表率，使可靠的国家碳排放目标符合有关多边协定下的‘全球碳预算’” ， “我们不需要高调的公报来提醒我们正面临一个紧迫问题——我们需要减排办法和实际措施。”

薄弱的领导能力，更为薄弱的市场

许多富国拥有高度公开的减排目标和计划，但是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可以说是通过具体方案在限制排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虽然设立远大目标十分重要，但报告中提到，这些成果最多也不过是喜忧参半。

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的排放量有所下降，但报告作者指出，目前的趋势表明，富国远远不能实现其2012年的减排目标。报告批评美国未能设定联邦减排目标，但欢迎加利福尼亚等州及纽约等城市发挥的表率作用。

至于欧盟，作者对于到2020年最高减排30%这一远大目标表示欢迎。不过，该目标却凸显了承诺和政策之间的巨大差距——欧盟排放交易体制与减排目标不符。

报告称，欧盟排放交易体制第一阶段存在三大致命缺陷，该制度是全世界最大的“上限和交易”方案，其排放交易价值187亿欧元（244亿美元），占全球碳市场总额的80%以上。

首先，许可证分配过多，由于设立的上限高于实际排放水平，价格被人为压低。发现这个问题后， 2007年二氧化碳的价格跌至每吨不足1欧元（每吨二氧化碳1.2美元）。其次是产生了暴利，尤其是在电力部门，因此各个公司可通过免费配额满足其排放需要，同时将费用转嫁给消费者，并从多余配额交易中获利。报告提到的第三点是，由于只有一小部分许可证拍卖活动，致使效率低下，同时还导致各国政府无法征收税款进行环境税制改革。

欧盟排放交易体制第二阶段从2008年延续至2012年，对于这一阶段，作者称“必须授权欧洲联盟委员会制定——并执行——符合2020年欧洲联盟减排目标的更有力目标” 。

欧盟未能作出与到2020年实现减排20%的目标相符的努力。平均起来，它实际仅减排2%，而不是其在《京都议定书》下承诺的8%。报告强调，欧盟排放交易体制与上述两个目标都不符。

报告还详细阐述了近年来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已签署但未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如何增加了其排放量。

美国少数私营部门的举措——例如 “能源之星方案”，已成功减少某些行业的排放，加利福尼亚、纽约和德克萨斯等州也设定了减排目标。但报告表示，总体上美国的“自愿减排”措施没有发挥作用。自1990年以来，美国的碳强度——国内生产总值中每一美元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1/4，但碳排放总量却上升了1/4。

报告称，自愿主义“并不足以促使澳大利亚或美国的排放呈下降趋势。在公共政策的其他领域，如国家安全、核安全和环境污染管制等领域，各国政府都不会考虑仅依靠自愿行动”。

另一方面，加拿大虽然已批准《京都议定书》，但其人均排放量却窜升至与美国持平。碳密集型经济的快速增长使该国的总排放量增加了27%——比京都目标高出33%。沃特金斯提出，“加拿大应当醒悟过来，采取切实措施履行其减排承诺”。

报告支持采取综合政策尽早启动深入的碳减排活动。征收碳税和采取更为严格的“上限和交易”措施是重要的市场机制，此外还应采取管制措施、增加关于低碳技术的研发活动。

人类发展报告突出强调了交通部门减少排放的潜力，并呼吁美国和欧盟实施更严格的燃效标准，推广生物燃料。报告指出，欧盟和美国都在实行不利于巴西糖基乙醇的保护性关税，但这种乙醇是最清洁、最廉价的生物燃料。结果是极大地阻碍了这种燃料在市场上的推广，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益，而且加剧了气候变化。

对穷人的双重标准

尽管对富国气候灾难的担忧与日俱增，但报告指出，2000至2004年期间，发展中国家每19人中就有1人受到气候相关灾难的影响。相比之下，富国每1500人中仅有1人受影响。

作者表示，主要的区别在于，发达国家拥有各种手段和资源保护本国基础设施免受气候灾难的影响。作者指出，在荷兰等低地国家，有大规模的气候防御设施保护人民，房主在政府的支持下也有能力购买可浮于水面的住宅。与之相反，在越南湄公河三角洲人口稠密的村庄，当地人在学习游泳，政府还向其分发救生衣，气候变化的威胁会使人类发展发生重大逆转。

当富人学习如何让房屋浮于水面时，穷人却在学习如何在水中漂游，前开普敦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在报告中写道，“这造成了一个‘适应性种族隔离’的世界”。

报告称，在非洲之角，“适应”意味着妇女和少女要步行更远的距离取水，然而迄今为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下的国际适应性援助总额仅为2600万美元——大约相当于英国一周的防洪支出。仅在2000年，荷兰拨发的防洪费用就达30亿美元。

报告呼吁到2015年全球投资达到860亿美元，相当于将北方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0.2%用于适应性努力，建设气候防御基础设施和加强穷人对气候变化的抵抗能力。

关于这一数以十亿计的投资额，作者提出，“2015年，发达国家总共只需调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约0.2%——仅占它们目前军费开支的约十分之一。”此外，解决适应性问题还能保护对气候变化敏感的现有国际援助活动，例如关于农业和水资源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