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驻日大使徐敦信

1978年8月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与日本外相园田直在北京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并出席了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此次邓小平的日本之行被舆论视作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之旅。30年来，中日关系经历了“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中国前驻日大使徐敦信做客中国访谈，为您揭开中日建交幕后的故事。以下是文字摘录：

中国网: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访谈·世界对话。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也并非一帆风顺。30年来，中日关系都经历了哪些风雨，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方向如何？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前驻日大使徐敦信先生，请他来为大家揭开中日建交背后的故事。徐大使您好，非常欢迎您的到来。徐大使，我们知道在1972年时中日邦交正常化，在1978年的时候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今年正好是条约缔结30年，您当时亲身经历了条约的签署过程，请您给大家回顾一下当时的故事。

徐敦信:很高兴今天就中日关系的有关问题向大家介绍一些情况。三十年前，我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很荣幸有机会参与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缔结、生效的全过程，最后还有机会随同邓小平访问了日本。 现在的年轻朋友谈起这个问题时很自然会问到，中日为什么要缔约？中日要缔约当然是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还有一条，在1972年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当中明文规定了要缔结条约。

也有朋友说，72年已经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为什么还要在声明当中做这样一个规定？回答这个问题就会涉及到近代，特别是二战当中，由于日本侵华所造成的一段很不幸的历史。因为通常情况下，战争结束以后，交战双方都要缔结和约，宣布战胜状态结束，处理战后遗留下的问题。 但是在中日之间，在战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两国关系进入了一段非常复杂、曲折的过程。简单的讲，就是当时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执行第四中国的政策，所以两国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长达23年之久。在这期间，日本还和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的和约。

后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在72年建交的时候，中国方面主要是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在推进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用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的形式来宣布邦交正常化。日本方面欣然接受。双方相同的考虑就是为了避开在日本政坛上当时相当嚣张的所谓“台湾帮”的干扰，用政府声明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决定用政府声明解决邦交化的前提是日本方面接受中日复交的三个原则，同时在这个声明当中写上还要缔结条约。这就是为什么还要进行缔约的原因。

条约谈判当中是从72年到78年六年的过程，但是真正的条约谈判是从1974年初开始的。所以准确讲，条约谈判是经历了3年8个月62天。因此74年年初开始谈判，到78年的8月12日，达成协议签字就进入这样一个阶段。这三年多时间，对日本来讲是经历了三届内阁，对中国来讲，这段时间也经历了两代中央领导集体。

条约谈判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费这么大的劲？坦率来讲，当时对我们也是始料未及。我们原来以为半年时间差不多，没有什么困难。但是谈起来以后，日本政局发生了变化，田中下台了，三木接任了首相。他们当中碰到的障碍和问题，原来联合声明中已经白纸黑字写上的三大条款，日本方面又不同意写到其中。

这三大条款也很简单，就是一句话，“我们两家不谋取霸权，也反对别人谋求霸权。”这句话不仅在声明当中已经有了，而且于情于理、合理合法。在国际上也不新鲜，《中美上海公报》也有。但是日本方面不允许写进去。理由是什么？其实说白了，因为日本国内的右派反对中国缔约，他们找借口就找了这一条。

在国际上来讲，当时的苏联当局公开的干扰，我的说法是对号入座。因为他干扰的借口是说“三八”条款就是反苏条款。当时的三木先生本人是主张友好的，但是他的内阁比较软弱，没有什么力量，对内应对不了右派的反对，对外又怕得罪苏联。所以谈判谈起来以后，围绕这个问题一波三折，迟迟得不到进展。主要是这个原因，也是这样一个障碍。

一直到1977年，中日两国国内的政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日本方面，三木下台了，福田内阁取而代之。在中国来讲，继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77年邓小平同志恢复了他的工作。所以在这样一个新的形势之下，我作为参加了条约谈判的人来讲，印象非常深刻，甚至30年过去了，仍然记忆犹新的就是邓小平在领导谈判过程中大手笔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