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佘宗明

10月30日，昆明市人大表决通过《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草案）》，条例明确规定干扰媒体合法舆论监督将追责。以法律形式保护媒体正当采访权，昆明此举被赞为“破冰之举”。（10月30日 昆明信息港）

而就在31日，网上关注的“姚海鹰事件”有了结果：威逼、诱使传唤的武汉江岸区检察院在中宣部、最高检关注下，向《长江商报》记者姚海鹰道歉。（10月31日 《钱江晚报》）

谁都知道，正常采访，合法监督，本是媒体及其工作者的权利，不容侵犯。既然是天赋“记者”权，那“法律保护”的申明，是否就是画蛇添足呢？其实，看似多余的“法律保护”，就像教育部“老师可以适度批评学生”的规定一样，是对现实语境偏颇的一种矫正。

现实中，记者被殴、遭威胁、受打压，几成常态。尤其是在“揭黑”报道，生命都可能没有安全屏障。以至于有记者感叹：记者使命就是扶助弱势，替弱势伸张权利，结果自己也成了弱势群体。

记者成弱势、被边缘，对社会创伤是无可修复的——它意味着新闻自由的陷落，社会信息通道的堰塞。“有地不能去，有事不能报”，暴力、权势等将记者的固有权利划上了“不得入内”的界线。结果，记者只能面临左右为难的困境：顺，则无法让信息公开，满足群众的信息需求；逆，就会招致暴打、胁迫。

像最近的洛阳记者被打事件、“姚海鹰事件”，就是记者舆论监督“冒犯”了权力，而为权力所凌压的案例。就在这类事件的频发中，权力傲慢有增无减，筑起了一道自我保护的围墙，而媒体监督的自由空间变得狭窄。在此情形下，谁说记者们不需要法律羽衣的庇护呢？

新闻自由，关系到信息的透明度，百姓的知情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新闻自由“并不是等待一个更好时代来临的奢侈品”，“而是与公众的知情权紧密相关”。如果记者以“董狐笔”记录真实，还要面临人身、权利乃至生命的威胁，那么百姓只能是被蒙蔽的“井底之蛙”，无法了解全面、客观的真相。

普利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守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可如果守望者、观察者自身都身陷“风波恶”，他又如何能监测到海中险恶的风浪？谁又能保证，船上的人会处境安全，船不会触礁？

要增强百姓知情权，必须以“法律保护”的“庇护伞”，为记者们撑起自由的天空。否则，媒体监督的底气，只能是来自官员们的前总理朱镕基式“向我开炮”的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