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兴庭

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就应该是一个能够与公民一起协作生产的、开放的政府。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曾指出，从价值层面上，各级党政机构要树立政府信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理念。每个国家都有对其秘密进行保护的本能，但是，在实践，最需要警惕的，正是某些地方、某些部门以“国家秘密”为由，在政务公开方面制造一些不必要的障碍，将本应公开的信息不公开。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几千年的愚民思想至今仍贻害无穷。某些地方政府为了避免所谓“不必要”的麻烦，不管什么文件，往往一律“加密”了之。诸如将政府预算信息当作国家秘密，将领导成员廉洁信息当作“个人隐私”等等，成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禁区。

知情权作为一种政治权利，是公民行使言论、集会、出版等表达自由和选举权、监督权等基本权利的基础。必须认识到，公民的知情权对社会和谐来说不是洪水猛兽。政府公开信息和国家秘密、官员个人隐私之间本应有一条清晰的界线，然而，是什么阻碍了这条界线的划定呢？与其说是技术上的困难，倒不如说行政体制和工作作风，才是造成大量政府信息不能公开的重要原因。“信息”，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公开与不公开的背后，其实也存在利益集团。比如，“官员个人财产申报”一直寸步难行，正是由于这项制度摸到了某个利益群体的命门。

秘密文件过多过滥，不仅增加了保密成本，也使国家保密制度的合法性、权威性遭到质疑。横在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这道“无形胜有形”的围墙，与国家保密制度滞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保密法在诸如定密、解密、泄密处罚、救济机制等方面都已远远落后于实际发展需要。一些层层下达，处处宣讲，要求人人学习的“中央文件”，不少就是公开的“国家秘密”。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最高人民法院准允公民可以就信息公开提起诉讼，但在行政机关“有法可依”的情况下，恐怕法官也无可奈何。

对于政府信息，谁才有权决定是否公开、公开多少以及什么时候公开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司法机关，而是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机关，即由立法机关运用立法权，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保密法、个人财产申报法等。很遗憾的是，国家保密法不合时宜，政府信息公开法千呼万唤出不来，而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则形同虚设，本应只是执行者的行政机关却凭借一些条例、规定、通知及各种红头文件一统天下，把政府信息公开看成是他们自己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