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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震后心理援助亟需关注
新闻中心-中国网 news.china.com.cn  时间: 2010-05-18  责任编辑: 习人

 5月14日,玉树地震已经过去一个月之久,从民政部相关部门获悉,截至5月14日,全国共接收青海玉树地震救灾捐赠款物52.07亿元,已发放各类补助资金1.6亿元。目前,玉树已经进入灾后重建阶段。心理援助作为灾后重建重点工作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事实上,与汶川地震相比,玉树心理援助的特殊性、复杂性以及不稳定性加大了此次心理援助的难度。

覆盖面有限需合理配置资源

  

5月12日,是史占彪在玉树进行心理援助工作的第20天。

  

这一天,刚好也是汶川地震两周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他还在灾区进行心理援助。不同的是,这次是在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原上,面对着一大批操着康巴语的灾民。

  

史占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危机干预中心副主任,玉树心理援助工作队队长。“现在心理援助存在的问题很多,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史占彪表示。

  

从地震发生到现在,心理援助目前处于尴尬的局面,让身在一线的史占彪有些无奈。他告诉记者说,目前玉树心理援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需要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虽然有一些心理专家分批进入到灾区,但覆盖面还是非常有限。”

  

从有关方面获悉,4月14日,玉树发生地震后,卫生部就紧急组织了有关专家前往灾区进行心理救援需求评估,灾后第二天就选派了首批两名专家前往灾区,随后又陆续派出了一些专家,对不同人群进行心理救援的需求评估。随后,青海省教育厅迅速建立了教育系统心理救援工作机构,组建了一支由78人组成的心理救援工作队伍,先后分三批赴玉树灾区开展灾后心理救援工作。

  

除了卫生部等政府派遣一部分心理专家外,一些民间团体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甘肃省等一些大专院校以及一部分公益机构随后也陆续进入灾区进行心理援助。

  

“民间自助的团体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在心理援助方面不是特别专业,这样反而容易造成一些矛盾出现。比如说出于好心,但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史占彪告诉记者说。

  

他认为,心理援助必须在政府的主导下,开展工作,不能乱,否则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和资源浪费。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新也表示,要扩大心理援助覆盖面,仅靠政府是不行的,需要大量的民间资源,但如果民间资源配置不合理,出现扎堆或者一窝蜂的情况,必将造成反效果。“要善于利用和引导民间力量,只要有政府引导,专家指导与督导,就能最大限度发挥作用。”

面临沟通难题需吸纳专业人才

  

史占彪除了到玉树一线参与心理援助,三年前还曾是心理援助北川工作站站长。

  

汶川心理援助的经验和模式为此次玉树心理援助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帮助,但史占彪表示,此次心理援助任务的艰巨性还是不容忽视。

  

心理援助的关键环节是沟通,而此次援助沟通正是最大挑战。据了解,从玉树转来的伤病员,其中接近95%的灾民都是藏族的同胞,由于当地语言是康巴语,实际上是存在着沟通的困难。“而在汶川的时候,那里实际也有一些少数民族,比如说羌族,但是羌族的汉话水平相对来讲比较高,在跟他们交流时,实际上没有太多困难。”史占彪说。

  

另一个重大挑战则是宗教信仰问题。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比如有心理专家为了安抚一些小孩,会习惯性地用手摸摸孩子的头,但这个举动对于藏族儿童是不能接受的,会下意识地往后躲,后来才得知,只有活佛才能去摸藏族人的头,这是一种仪式或者沟通方式。

  

史占彪认为,基于玉树心理援助的民族特色和宗教背景,玉树心理援助工作必须紧紧依托当地心理学工作者队伍,吸纳民族文化专家参与,借助汶川地震心理援助专家经验。

  

“比如懂双语的地方心理学工作者承担一线心理援助任务,民族文化专家进行宗教文化知识普及,汶川地震心理援助专家提供专业培训、业务督导和工作指导。这样一整套的体系运转更有利于心理援助工作的开展。”史占彪说。

“后遗症”多发需持久援助

  

地震对于人们的心理创伤严重和持久,已经影响到灾区群众的内心感受、生活态度。据了解,唐山大地震之后20年的时间里,这个城市精神疾病的发病率、非正常死亡率,都远高于其他城市。

  

而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的“后遗症”也在地震后频发。经过10年努力,神户和大阪之间的城区房屋、道路等硬件设施的重建工作基本完成,但人们心灵的复原还远远没有完成。“孤独死”成了劫后余生者的最大问题。数据显示,震后十年内,因孤独而死在临时住宅的人至少有560人。

  

此外,曾有媒体报道,汶川大地震后在少数地区出现过一些应激社会事件。“这些问题发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高度重视物质救援,疏忽了心理援助。”史占彪表示,“分阶段、有步骤地组织心理援助工作显得非常必要。”

  

四川汶川大地震两年来,在北川的心理援助工作给了很多启示。北川很多孩子到现在还有问题,有些学校还有15%的孩子失眠,有的社区10%的人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这都表明心理援助需要持久、系统、深入。

  

中国科学院日前披露的一项针对汶川地震灾区居民心理援助的研究表明,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地震灾区常见的心理疾病,在接受调查的1563名16岁以上的灾后幸存者中,临床应激障碍症状的发生率超过7成。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某些个体在经历了异乎寻常的威胁性、灾难性事件后所发生的一种严重、复杂的心理疾病。

  

这些障碍很多时候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睡眠有困难,精神非常警觉,周边任何一点点响动都会引起高度反应。记忆闪回,去想或者是想象当时地震发生的时候灾难场景。

  

“如果这些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受助人的健康。”史占彪建议,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科技手段,进行多层次,多渠道,多方面的心理援助。比如建立热线电话,手机移动服务平台,起到心理陪伴作用。

“良心工程”遇冷急需资金灌溉

  

社会各界一直在提倡一个观点:心理援助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史占彪也表示赞同,甚至他认为完善的心理援助服务体系应该包括社会工作、心理辅导、精神科治疗三个层面,这样三方面结合形成三级服务体系才能更好开展心理援助工作。

  

当然在“系统”的同时也意味着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截至5月14日,全国共接收青海玉树地震救灾捐赠款物52.07亿元,已发放各类补助资金1.6亿元。民政部救灾司副司长庞陈敏明确表示,玉树救灾募捐筹集到的资金,将根据国家制定的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用于玉树灾区重建,主要是灾区民房、学校、医院、社会福利和公共设施的恢复重建。

  

基础设施的重建显而易见,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力量,都奉献了极大的爱心,然而心理援助的重建将何去何从?史占彪把心理援助称为“良心工程”,“因为这项工作,看不见、摸不着、难于评估,远远低于‘显示度工程’”。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心理援助之所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也与地方政府不够重视有关。对于当地政府来说,解决灾区人民穿衣吃饭的物质援助效果更加立竿见影,成绩看得见摸得着。而心理援助,就有些虚无缥缈了,很难判断巨大投入之后收到了怎样的效果。”

  

实际上,不光是当地政府这样,对于一些企业捐赠来说,也愿意投向“显见”实体项目。

  

以汶川地震为例,地震发生后,各大企业纷纷慷慨解囊,大则上亿,而用于资助或者捐赠心理援助的项目则少之又少,甚至曾有一则报道,《心理援助课本告急,呼吁企业捐赠》。

  

史占彪说,由于此次心理援助的复杂性、特殊性以及不稳定性,按照心理援助进程,玉树心理援助需要5年时间。这与汶川心理援助不相上下。

  

汶川心理援助已进行两年,还将持续三年,但目前面临的资金短缺却摆在了面前。“四川的工作,看不到地方政府的心理援助专项财政拨款。即使地方政府所属的心理卫生服务中心,也难于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目前在四川的心理援助工作,资金基本上都是来自社会上一些基金会的资助,至少中科院心理所在四川5个工作站的工作都是如此。”

  

是否在玉树的心理援助工作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史占彪很难回答。他告诉记者说,两次地震已经让心理援助工作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但究竟未来怎么走,他也需要思考。

由于灾区工作的不确定性、非逻辑性、非稳定性,筹集资金难再加上找不到合适的心理援助工作人员,这是目前灾区心理援助面临的棘手问题。  

文章来源: 公益时报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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