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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闻人”虞洽卿

中国网 china.com.cn | 时间: 2010-07-08 12:31:06 | 文章来源: 中国网综合

虞洽卿(1867—1945年)名和德,字洽卿,出生在浙江镇海县慈溪镇伏龙山下一户贫苦的裁缝家里。7岁父亲病故,他与母亲方氏和3岁弟弟相依为命。家境贫寒,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村内同族的私塾老师虞世民,见虞洽卿聪明睿智,待人平和,认为此小孩将来必成大器,就免费收为学生,授传诵书习字,为虞洽卿后来在上海叱咤风云打下基础。虞洽卿发迹后,知恩图报,敬虞世民老师为上宾,使之安度晚年。

1881年,15岁的虞洽卿经祖叔虞庆尧的帮助,告别家乡,坐船来到上海学“生意”(当学徒)。他去报到的那天,走在半路上,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虞洽卿马上脱下母亲缝制的新布鞋,手捧两只鞋子赤着脚走进瑞康染料商店。店主奚老板见了哈哈大笑,双手拉住了虞洽卿的手,连声说:“好!好!”说起来也奇怪,奚老板昨夜做了一个梦,梦见财神爷手捧两只元宝走进家里来。今日见到虞洽卿的模样,正好与梦兆印证,乐得奚老板哈哈大笑。虞洽卿“赤脚财神”的故事,广传为佳话。

瑞康颜料商店的奚老板经过多次观察和考核,见虞洽卿头脑灵活,做事精明,决定加以重用,让他跟大伙计外出“跑街”(接洽业务)长长见识。有一次,虞洽卿来到一家洋行,看到一批生锈的颜料箱正要低价抛售,他细心地察看箱子,发现铁箱是海运中碰到水而生锈的,颜料质量没有受影响,他向奚老板汇报后,全部低价“吃进”,使瑞康颜料商店发了大财。虞洽卿做学徒,年底按惯例发给鞋袜费12元,可奚老板另外追加40元,破格提升他为“跑街”先生。

虞洽卿经常跑洋行,见洋人,虽然在工作生活中学会几句“洋泾浜”英语,但他看不懂英文,更不会书写英文。他利用晚上去英国人在青年会开设的夜校学习英文,在夜校里交结了许多外国朋友。通过刻苦认真的学习,虞洽卿能讲一口流利的伦敦口音的英语,并能读写英文,同时又学会了德语、俄语、法语,虞洽卿学习外语可说是天赋奇才。虞洽卿在瑞康颜料商店工作12年,为瑞康店尽心尽力,使颜料店在剧烈竞争中站稳了地位。商店事业有了进展,奚老板为拉拢虞洽卿,送他股份成为股东,虞洽卿承蒙老板栽培,出资200两银子,做了瑞康店的股东。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宝岛台湾被日本割占。那时候的上海,洋人气焰十分嚣张,越界扩展租界,清政府对洋人屈膝妥协,对百姓加重欺压。虞洽卿要想出人头地做一番大事业,还是要借助洋人,他跳出“瑞康”,请人推荐进入德商鲁麟洋行做“跑楼”(副买办)。虞洽卿在上海滩“人头熟”、“吃得开”,工作非常出色,深得洋行总裁的赏识。不久,被提拔为买办。中国人做买办除了高薪之外,最主要的收入是在为洋行买入卖出货物中收取Commission(佣金)。佣金是外国洋行对中国人做买办的一种奖励。虞洽卿在德商鲁麟洋行做了九年买办,集聚一大笔财富,开始投资闸北房地产业。虞洽卿牢记阿姆(母亲)的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宁波同乡中,他乐于助人,帮人排愁解难,尤其宁波籍的店主,经常在贸易中受到洋人欺诈,自己不懂英文,有理亦说不清楚。他们请“阿德哥帮忙”,阿德哥乐于帮助店主与外国人交涉,争取权利。虞洽卿名和德,宁波人叫他“阿德哥”。“阿德哥”名声大扬。1897年法租界公董局借口拓展马路,强制宁波同乡会设在上海法租界四明公所的殡仪馆和义冢墓地拆迁。法租界当局的做法使亡灵不得安宁,触怒了宁波人的愤怒。在中国土地上,中国人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祖先,中国人,尤其大批在上海的宁波人,团结起来抗议法租界当局的拆迁决定。具有民族正义感的阿德哥虞洽卿当仁不让,协同四明公所,发动抗议示威,组织中国劳工,进行罢工斗争。在强大的人民群众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下,法国租界当局收回拆迁决定,法国领事馆立下石碑划定地产,保证不再侵犯,四明公所取得胜利。虞洽卿的大名在上海家喻户晓,成为商界的大亨。

1903年华俄道胜银行聘虞洽卿出任中国买办,首次进入金融业银行界,与高层洋人社会交往。在与外国驻华银行金融业务的交易中,虞洽卿精明干练,办事效率高,这使得银行界高级洋人对他有很好评语。1905年荷兰银行急需聘用熟悉中国社会情况的买办,在洋人的推荐下,荷兰银行重金聘任虞洽卿为中国买办,管理银行业务。虞洽卿尽心尽职为银行拓展业务,获得丰厚的利润,深受荷兰总行的信任,虞洽卿在荷兰银行任职22年,直至60多岁退休。

虞洽卿任银行买办时期,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英、法、日等组成了八国联军侵犯中国,攻入北京城,签订《辛丑条约》,1901年签约庚子赔款条约,赔款总额四亿五千万两银子。清政府急于支付各国赔款,筹措赔款,不得已向各国组成的银行团借款。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都参加筹款银行团,虞洽卿有机会参予借款的工作,与清王朝的皇亲大臣攀龙附凤,并进言建议如何谈判,受到清政府的重视。1906年慈禧太后颁布“预备立宪”,派端方、载泽等五大臣赴日本考察,虞洽卿被钦点随团出访。这使他对国外工商业有了进一步了解。回国后,他上疏慈禧太后,提出“列强利用银行来盘剥中国,制约中国工商的发展,为了振兴实业,挽回权利,必须创办中国人自己的银行”。这个建议被清政府采纳。虞洽卿邀集宁波籍的大资本家周金箴、朱葆三等人发起创办四明银行,资本150万两白银,清政府农工商部注册,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在1908年9月11日,英租界江西路上正式开始营业,虞洽卿被推为理事。

20世纪初,上海至宁波的水上运输被洋人太古轮船公司、东方轮船公司以及官僚经营的招商局轮船公司所控制,船票价高使宁波人非常不满意。虞洽卿见是一个很好的商机,他邀集严筱舫等人筹建一个股份制公司,每股5元,许多宁波人购买股票入股,共集资40万元,于1909年成立宁绍轮船公司,虞洽卿担任总经理。为了与外国轮船竞争,宁绍轮票价比其他三家轮船公司便宜,船员服务好,所以客运货运都很兴旺。英国太古轮船公司为打垮宁绍公司,把统舱票从一元降到三角,并送毛巾、肥皂,进行“亏本竞争”,使宁绍轮业务直线下降,无法维持。在危机时刻宁波同乡会组织船票维持会,筹集资金贴补支持,宁绍公司以低价票价和外商竞争,这种竞争“两败俱伤”。最后外国轮船公司与宁绍公司协议平衡船票价格,竞争中宁绍公司在航运业站稳脚跟。

三年后,虞洽卿与公司大股东因购买“甬兴轮”产生矛盾,退出宁绍公司。1913年他独资创办了三北轮船公司,资本20万元,总部迁到上海。虞洽卿的理财投资有独到之处,买船只要首付30%,航行后逐年付清船款,以船养船。买船以船作抵押,可以向银行贷款70%船款价,只要首付30%买船的现金,40%的钱可以作为公司的流动资金周转,买船越多,公司越有钱。虞洽卿可以充分利用荷兰银行买办身份,在银行业借到更多钱,发展三北轮船公司。最初购“慈北”、“姚北”、“镇北”三艘轮船,航线上海至宁波、沈家门,以及上海至镇江,所以称“三北轮船公司”。不久又以100万元买进荷兰造1320吨的钢壳轮船,航行于南北沿海大城市天津、大连、青岛、宁波、福州、广州和南洋各岛。1917年又创办宁兴轮船公司,购买了3439吨的“宁兴”轮,专营天津、大连至上海的航营业务。1918年12月虞洽卿出资盘进英商注册的华英合资鸿安商轮公司,购回英人的股份。盘进了“长安”“德兴”二艘船舶,以及仓库、码头,总资金45万元,改组为华商轮船公司。增加资本为100万元,新购“武林”、“之江”、“华威”三艘轮船,共计5604吨,继续营运长江、沿海及远洋航行。

虞洽卿认识到“航业之兴替,码头栈房为重要”。在1916年就建造鸿升码头堆栈公司。为了修理本集团公司的船舶,又建立了三北轮船公司机器厂,设有修船的船坞,还能制造小型轮驳、趸船及其附属设备。

从1914到1921年,三北集团已形成了三北、宁兴、鸿安轮船公司,成为拥有18艘大轮船和行驶浙江沿海的45艘小轮船,以及码头栈房、船舶修造的联合企业,资本320万元,轮船码头堆栈、工厂资产700万元。三北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华商航行集团。

20世纪初,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动荡不安,政局变幻莫测。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的清王朝,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孙中山领导第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世凯死了,北京出现北洋军阀政府。北洋军阀直系、皖系、奉系三派为了争夺北京政府权力和地方割据势力,长期混战,永无宁日,人民朝不保夕,国土四分五裂。在这样的政局动乱时期,中国民族资本家为了保护自己创立的工商业,为了应付军阀、官僚和地方黑势力,心态非常复杂,他们具有基本的爱国、爱民族的精神,要求国家统一、富强。另一方面为了生存,保护自己的工商业,借洋人势力,与军阀、官僚拉关系。他们知道“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道理,又要借洋人势力压军阀,借老百姓的力量压制洋人侵略扩张。虞洽卿从小接受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十里洋场租界里成长,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经历过戊戌变法思潮,接受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洗礼。在与洋人长期交往过程中,他了解了洋人租界当局如何统治租界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说虞洽卿有了自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世的人生哲学。1911年虞洽卿支持辛亥革命,提供房屋供同盟会秘密活动,派人保护同盟会上海负责人陈其美的安全,提供活动经费8000银元,动员商团武装参加上海起义。辛亥革命胜利,成立南京临时政府,虞洽卿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募捐百万多元以资解决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孙中山先生非常感谢上海财团虞洽卿等人的支持。

辛亥革命失败后,虞洽卿卷入军阀斗争的旋涡,支持直系军阀段祺瑞北洋政府。段祺瑞北京政府1924年聘他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商会副会长。1925年5月,日本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开枪打死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10多位工人,这一暴行激起上海人民的无比愤怒,中共中央决定把工人运动和市民反对租界当局的斗争结合起来,举行反帝示威斗争,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2000多人,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前示威,提出“抵制日货,爱用国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英国巡捕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死伤数十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帝统一战线,发动“三罢”斗争。上海2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5万学生罢课,大多数商人罢市。上海成立反帝运动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激于义愤,尤其认为抵制日货,爱用国货是“有利”民族工业发展的爱国运动,于是他率领商会参加反帝斗争。20万工人罢工,重要的是解决工人和家属100万人的生活问题。总工会李立三与总商会虞洽卿协商,做到“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相互支持,坚决进行反帝斗争”。以总商会名义公开登报,致电各大城市的商会、爱国人士、侨商侨胞,呼吁募捐支持上海反帝斗争。虞洽卿领头捐出巨款,上海各界纷纷捐款,各地工商界人士、华侨以及国际工人组织的捐款源源而来。仅10多天,汇集到上海总商会的捐款达237万多元,有力地支持了“五卅”反帝运动。

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威逼利诱民族资产阶层,对虞洽卿施压。虞洽卿表示“决向各商劝导早日开市”、“设法改善局势”,商会专门成立了“五卅委员会”,提出的13条与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条分庭抗礼。修改后的13条删去了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陆军等4条,这是帝国主义难以接受的条款,商会作出暂时妥协,但保留了维护中国人的民权,抚恤死伤工友;惩办肇事的英国警官与枪杀中国工人的日本资本家;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增加工人工资,罢工工人给予生活费补助等。条款送租界交涉署,转交各国驻沪领事团。帝国主义各国一致认为为了保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可以在民权上经济上作出重大让步,同意上海总商会的条件。为了保存力量,满足工人提出的经济要求,中共中央决定逐步复工。五卅运动形成了反帝斗争的新高潮。

1924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之成为国共合作的基础。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5年3月,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逝世后,广东国民政府成立。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两湖战场歼灭吴佩孚军队主力,攻克武汉。江西战场歼灭孙传芳军队主力,攻占南昌。东路北伐军攻克福建,占领杭州,前锋直逼上海。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促使了上海商界头面人物虞洽卿与国民党军事特派员钮永建的见面,商议推翻孙传芳在上海的统治,夺取政权。虞洽卿主要为了报复孙传芳取消了他的上海商埠帮办和上海总商会会长职务,所以极力联络共产党,发动民众暴动,夺取上海政权。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主张建立从资产阶级到工人的联合战线,发动工人武装起义。陈独秀讲:“无产阶级避免领袖地位。”“即使起义成功,工人可不参加政权,”“我们只求得民众自由。”陈独秀主张:“我们现在可以有两个领袖,钮永建是军事的、虞洽卿是民众的领袖。”虞洽卿等筹集起义的经费,支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22日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28小时战斗,取得了胜利。陈独秀在活动分子大会上发表演讲:“我们看清楚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对革命是赞成的,但自己是不干的,所以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出来担任。”大会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19人,共产党人有9人,占多数,无产阶级掌握了上海市政权。钮永建、虞洽卿是执行委员。不久,资产阶级代表6人声明辞去市政府委员,与无产阶级分道。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身份到达上海。上海财团虞洽卿、钱新之等十分担心上海被共产党和工人掌握,他们把自己的命运挂到蒋介石的战车上。虞洽卿于1920年2月1日创办了中国以股票为龙头的第一家综合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长。一般交易所的买卖是由经纪人经手代办的。此时,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等组成的“恒泰号”,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机构之一。蒋介石等成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进行各种证券及棉纱的投机买卖。蒋介石赚到了大钱。1921年夏秋时,交易所突然崩盘,股票大跌,1922年2月蒋介石变成穷光蛋并负债累累。当时蒋介石参与策划大闹上海证券交易所,妄想侵吞日商100万元汇款。虞洽卿为此请“大亨”李征五帮忙,最后由金融界大亨叶琢堂出面调停,虞洽卿由交易所拿出6万元给蒋了事。蒋介石拿着自己分到的钱,结束了在上海的经济投机,赴广东投奔孙中山。

蒋介石衣锦荣归上海,深知上海的实际控制者不是官府,而是大商人和黑道青洪两帮的老大。蒋介石的势力要在上海和全国站住脚跟,就必须得到上海大财团的支持,得到庞大军费和政治活动资金。蒋介石到达上海即向欧美各国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3月26日晚,蒋介石接见了上海商会联合会主席虞洽卿,蒋表示:“直鲁联军完全撤至长江以北,北伐军攻占南京。”“我对收回租界问题,决不诉诸武力,希商界放心。”虞洽卿得到蒋介石保护有产者的保证,以商会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向银行、钱庄业摊派300万元交给蒋介石,商业联合会“自动捐助”500万元,支持蒋介石“4·12”政变。

“阿德哥”虞洽卿身兼全国工商协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上海航业公会主席、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工部局华董、万国商团中华队公会会长。“在商言商”,不涉及政界,作为一个近代民族工商业家,他所代表的民族资本家利益,势必同外国资本有经济上的矛盾。他处于旧中国的社会里,担任多年买办,“则因职务关系,与外人日益接近,对于外人性情习惯,莫不了然于胸,由是,有事交涉,辄能不卑不亢,洞中窥要,以自维其大国人民之气概。”社会是培育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学校,在民族、国家的问题上,能表现出一个人的良知与气质。民族资本家有软弱妥协的一面,虞洽卿在五卅运动中能参加斗争,积极募捐支持工人罢工斗争,但在关键时刻考虑有资者的利益,与帝国主义妥协,平息斗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虞洽卿从资本家立场出发,为了推翻直鲁军阀孙传芳与中共谋划上海民众暴动。武装起义胜利后,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他就辞去市政府委员,投靠蒋介石,谋求在国民党政权的扶助下发展企业。

1927年以后虞洽卿从荷兰银行买办退休,集中精力经营航行事业,成为上海的大闻人。1936年虞洽卿的70大寿,由上海市第一特区(公共租界)市民联合会主动发起。经过工部局董事会开会讨论,虞洽卿为“维系和推动中外关系”做出贡献,会议一致通过以虞洽卿之名来重新命名“西藏路”的决议,改西藏路为虞洽卿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虞洽卿断然拒绝出任上海伪政府市长,顶住日本特务机关和汪伪政府的威胁。抗战时期,租界人口激增,粮食短缺发生恐慌,为了平稳粮价,稳定社会,工部局决定让虞洽卿筹措粮食。虞与意大利商人泰米那齐合伙组织了中意轮船公司,轮船挂意大利国旗,意大利是日本的同盟国,所以往西贡、仰光等地运米到上海的轮船,不受日本海军干涉。解决了租界缺粮的危机。实际上虞洽卿每次运粮都私留出一定吨位给自己装米,返沪后米高价流入黑市,他从中赚了500万元。

1941年春,战争局势紧迫,虞洽卿告别上海乘船赴香港,1942年转到重庆。76岁的虞洽卿,在重庆与王晓籁等组织了三民运输公司,购买了300辆道奇卡车,从缅甸、仰光等运送五金配件和机器,供抗日战争军需民用。

1945年4月26日,虞洽卿因患急性淋巴腺在重庆逝世,享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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