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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关注人文精神在艺术创作中的终极目标,在经历了个人的生活道路后,我将描绘对象锁定在当代中国人的形象变化上。”

中国网 china.com.cn | 时间: 2010-10-19 21:24:02 | 文章来源: 中国网综合

冯远

冯远对艺术的题材与风格都非常重视。他说:“衡量艺术家成功与否的尺度取决于其是否找到恰切的取材位置和独到的艺术语言。”冯远的中国人物画创作正是具有题材与风格并重、多样而统一的特色。通常与题材密切相关的范畴是主题。而我把题材与风格列为相关范畴,因为题材与风格本来就有着内在的关联。我强调题材与风格的关联,一方面是肯定冯远人物画的特色,另一方面也是针对目前我们美术界普遍存在重风格、轻题材的现象。

2006年8月,冯远在接受《中国文化报》记者采访时说:“从事艺术创作30余年来,我自问是走了一条为生命的艺术——为形式的艺术——为人生的艺术这样的道路,它们分别代表了我不同时期的艺术价值追求和人生态度。”冯远最终选择了为人生的艺术道路,是基于他对自己既往的艺术人生经历深思熟虑之后确定的艺术价值追求和人生态度,出自他作为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艺术家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前几年,他在文化部艺术司司长任上,就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出发,倡议促成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20世纪美术收藏专项基金”的立项。几年来,他不仅积极参与和推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实施,而且他本人的创作也更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艺术家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体验。自从他担任中国文化艺术界的管理职务以来,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更加自觉而强烈。前几年,他在文化部艺术司司长任上,就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出发,倡议促成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20世纪美术收藏专项基金”的立项。几年来,他不仅积极参与和推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实施,而且他本人的创作也更加自觉地纳入贴近当代中国群众现实生活的轨道。他自述:“我更多地关注人文精神在艺术创作中的终极目标所在,并且在经历了个人的生活道路和象牙塔中的艺术探求之路后,最终将我的描绘对象锁定在当代中国人的形象变化上。”正是这种艺术价值追求和人生态度,使他自觉地选择了表现重大历史题材和当代现实生活题材的人物画创作。他的历史人物画特别关注人的命运,他的当代人物画特别关注人的精神。而他的历史人物画和当代人物画共同关注的终极目标,是寻找迷失的人的精神,塑造大写的人的形象。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冯远的历史人物画创作始终没有中断。他创作的《秦隶筑城图》(1980)、《故乡》(1982)、《英雄交响曲》(1982)、《保卫黄河》三部曲(1984)、《百年历史》(1987)、《星火》(1991)、《屈赋辞意》(1993)、《画坛四杰》(1993)、《秦嬴政登基庆典图》(1994)、《孙中山与中国》(1996)、《世纪梦》(1997)、《世纪智者》(1999)、《蹉跎岁月•邓小平在江西》(2004)等作品,都属于广义的历史题材,侧重于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冯远选择历史题材当然是由于他爱好历史(我们在讨论“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时,我发现他对许多历史事件的细节都了如指掌),但不是为了怀古、怀旧,而是为了鉴古以知今。冯远的历史人物画不是简单地图解历史,而是从当代现实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他宣称:“我画历史,意在为民族立碑”。他创作历史人物画的主旨是要为中华民族树立精神的丰碑。冯远的历史人物画时常带有浓重的忧患意识和悲剧色彩。

冯远的历史人物画特别关注表现人的历史命运。他自我解说:“我的创作始终贯穿着人类改变自身命运的重大主题……传达出人类在改造自身命运的同时,又受到命运主宰的悲剧命题。”冯远关注的人的命运包括民族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长城、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冯远的当代人物画特别关注表现人的内在精神。在他的论文中他再三强调:“研究当代人,揭示当代人精神面貌的丰富性以及当代人的种种特征”,“疏离了当代人,疏离了当代人的精神深刻性,疏离了美的形式和对至善至真的追求,疏离了激情,也就失落了艺术创造的精神支点。”他尖锐指出:“我们的人物画还缺少一些什么,缺的正是人的精神的展示这才是我们苦苦追索而难以释然的世纪性难题。”因此他呼吁“寻找迷失的精神”,“为时代创造精神形象”,并且付诸创作实践。他近年来创作的当代中国都市、农村和西部人物画系列,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不同身份、不同环境的当代人的不同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

冯远的当代都市人物画代表作有《都市百态系列》(1998)、《都市一族系列》(2000)和《虚拟都市病症系列》(2002)等。他的《都市百态系列》中的女作曲家、车队调度、守门员、老艺人、外科大夫等人物形象比较传统,《都市一族系列》中携带乐器的、跳迪斯科的、用电脑的、唱卡拉OK的、踢足球的、玩滑板的、跑步的、尖叫的、拿手机的、提公文包的白领阶层或时尚男女形象更为现代。画家真实地记录了当代都市社会的众生相,迅速拍摄了形形色色的都市人职业生涯和日常休闲生活的面容身影,其中沉思的女作曲家、用电脑的老先生和拿手机的女青年的神态尤其自然而生动。

他近年来创作的西部人物画以藏族同胞为主,标志着他的水墨人物画创作的新的高峰。与其他画家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冯远的作品颇富力度,独具一格。他的作品与众不同的特点是极其真实,极有气势。有些内地画家画藏族人物,服饰是藏族的,相貌却是汉族的,或者是沿用画家本人习惯的程式化人物的造型。而冯远所画的藏族人物名副其实,例如他的《苍生•藏人组画系列》中的男女老少藏族人物,从服饰到相貌,从神态到气质,都纯属藏族,毫无程式化的痕迹。那两位头戴皮帽和围巾站在一起的妇女,那一位右手放在嘴边的青年和一位扶着长柄镐头、叼着草茎牙签的壮年,更是典型的藏族人物形象,造型异常鲜活逼真。尽管生活在偏僻荒凉的高寒地带,但他们饱经风霜的面部的表情依然乐观爽朗,并没有我们设想的那种悲观苦涩。

冯远的当代农村人物画代表作有《我要读书》(1994)、《远山•拉哈屯的父老乡亲》(2006)、《乡童》(2006)等。冯远身在都市,心系农村,一直关心农民的疾苦,特别关心农村儿童的教育,满怀真情投入农村人物画创作。农村人物画创作一般可分为两种距离和三种视角。两种距离,一种是远距离,即隔着一定审美距离或按照画家惯用的艺术图式观察和表现农民形象,这种农民形象通常造型追求形式表面的美感,但有些程式化;一种是近距离,即不隔着任何审美距离,不参照固定的艺术图式,直接与活生生的农民零距离接触,这种农民形象的造型更加注重表现人物内在精神的美感,因此也更加逼真动人。三种视角包括仰视、俯视、平视。仰视是把农民作为英雄的偶像,俯视是把农民作为怜悯的对象,平视是把农民作为自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

冯远的中国人物画题材多样多种,他的艺术风格也多种多样,不同的题材往往采用不同的风格。不熟悉冯远画风的人,骤然面对他的多种题材多样风格的绘画,也许会觉得这些作品并非出自同一位画家之手。而稍微熟悉他的画风,就不难发现他的多样风格的统一性,甚至不看署名就可以认出冯远的作品。

我们中国批评家包括冯远本人评论艺术风格,习惯上按照地域分为南方和北方风格,或者根据属性分为阴柔和阳刚风格。冯远的多样艺术风格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南方的阴柔和北方的阳刚两种风格,而这两种风格又经常南北交融,刚柔相济,总体上倾向于北方的阳刚。人们常说风格即是人,是艺术家人格、个性、气质、学养的综合体现和自然流露。风格的萌生通常与艺术家的人生经历特别是早年的人生经历有关。当年上海知青冯远到东北劳动锻炼的八年,对他日后的风格恐怕有一定潜在的影响。风格的形成通常与艺术家的文化素养和艺术画家之手。冯远自述:“如果说北方文化育我以纯朴坚实,那么荆楚、江浙文化则就诱我以诡奇灵动。”中央美术学院的“徐蒋体系”和浙江美术学院的“新浙派”,对冯远画风的形成都有着明显的影响。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风格的变化通常也与特定题材内容的需要有关。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风云人物,首先需要史诗般恢弘的悲壮风格;塑造西部藏族汉子的群像,需要刚健沉雄的奔放气势;刻画农民父老乡亲,需要纯真朴实的语言;描绘古典诗词画意中的仕女,则需要静逸柔婉的笔法。“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冯远优先选择了表现重大题材的人物画创作,他的艺术风格总体上自然倾向于北方的阳刚。正如他所推崇的审美理想:“我崇尚伟岸,试图在一片红牙檀板的世界中,响起铁板铜琶的雄肆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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