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云南昆明出现一个新“职业”——“医闹”。他们每天穿梭于各大医院，四处寻找医疗纠纷，和患者一起向医院索赔，然后从中提成。据悉，一个“医闹”团体少的十余人，多的百余人，多为无业人员组成，一旦有“业务”，便相互联系，“以死者亲属的名义，举着横幅、穿着孝服来到医院又哭又闹”，严重者，甚至与医务人员发生暴力冲突(《生活新报》7月6日报道)。

面对医疗纠纷，“闹”字当头，如此“医闹”，其荒悖怪诞，无疑应当给予谴责。不过，“医闹”之“闹”，也并非完全都是“无理取闹”，而是有着深刻的医患矛盾背景。以昆明发生的一起典型“医闹”事件为例，一位患者在医院治疗时出现药物过敏后死亡，家属“多次向医院提出赔偿都没有得到具体答复”，于是，“医闹”乘机介入，并且成功“闹”来了5万元的赔偿。

由是观之，“职业医闹”之所以会出现，并且在各地盛行、蔓延，折射的其实是正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贫乏，以及这种贫乏带来的患者权利救济、利益保障的艰难。

应该说，从形式上看，时下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并不算少，如行政干预、调解仲裁、司法诉讼等等，但同样必须承认的是，无论上述哪种途径方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程序繁琐、公信力不足、过程漫长，以及成本过高、赔偿标准过低的问题。如此背景下，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不被信任、成本的畸高便很难避免，“医闹”这种另类维权方式的“应运而生”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笔者无意在这里为“医闹”张目。正如新闻报道已经指出的：“医闹”实际上是一个“利一而害百”的危险行当，就健康的医疗秩序而言，其饮鸩止渴的副作用可谓遗患无穷：一方面，“医闹”恶性膨胀，必然扭曲患者心态，从“有理取闹”走向“无理取闹”、危害医院利益；另一方面，在畏惧躲避“医闹”的心理中，医院医生的治疗行为必然异化，不敢大胆施救，最终贻害广大患者。比如郑州一家苦于“医闹”的医院就径直表示：“疑难杂症宁可不治。”

但是，“医闹”的这些现实危害，又不应成为阻碍我们思考其背后体制根源的理由。相反，只有弄清了“医闹”的深层发生机制，进而去改变、完善当前弊端重重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还患者一个公正高效的权利救济通道，“医闹”最终的不闹乃至完全消弭，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