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学者日前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透露，构建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已经势在必行，并且经过初步匡算，所需花费大概为1500亿—2000亿元。该数字相当于GDP的1%—1.5%，国家财政收入的5%—7%，目前卫生总支出的1/4—1/3。他认为这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并且还具有积极的经济意义，能降低疾病负担，促进消费，缓解贫困与收入差距。（9月18日《第一财经日报》）

    建立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究竟需要多少钱？这位国务院的专家给了大家一个答案，由于考虑到该专家的身份，我们相信，2000亿元这个数字应该是一定的科学和事实依据的，并非空穴来风。2000亿元已经不是国家不能承受的巨额公共开支，似乎也有了一定的可行性。但是，如果建立全民医保仅仅是一个有没有钱的问题，倒简单多了。事实上，按照这个投入规模，我们早就已经有了这个能力，但是，为什么就没用做呢？

    在政府和社会的做与不做之间，我们可以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全民医保的实现并不是一定要做的事情，这个事项对其责任主体政府和社会来说，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实现起来也就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要取决于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以及实现全民医保在政绩考核中的分量等因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民医保首先应该是强制性医保，是政府和社会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必须要尽到的责任，不可推脱，也不可拖延。如果，没有一种对政府和社会的强制性约束机制，那么政府和社会即便是有钱，也不一定去做。所以，建立全民医保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钱的问题，而是一个要明确政府和社会的责任的问题。这些年来，医改的失败也是因为政府不负责地将一切推向了市场。所以，建立全民医保不可重复以前的错误，必须将政府的双腿牢牢焊住，不能再让其想走就走，想溜就溜。

    因此，要实现全民医保，其首要前提是通过立法渠道确定其强制性。有关立法机关应该考虑起草《全民医保法》，以法律来约束政府和社会的行为，这样也就明确了政府的责任和行为的边界，有了法律，那么经费都将不成问题。这一点，医疗界应该向教育界学习，《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的制定和实施，对教育界和政府都产生了巨大了影响。这让各级政府再也没有了逃避责任的理由和缺口，也使教育经费在各级财政支出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位置。

    近30年来，我们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改革先行、立法滞后”。在医疗以及其他社会保障领域，这也是普遍的问题。这固然使改革充满了探索的活力，不过，由于没有约束，政府行为越界和不作为的情况也不在少数，有时也使搞得民怨沸腾。同为政府应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什么教育界立法可以，医疗卫生的立法就不行呢？确立全民医保的法定地位和强制性特征，现在已经是时候了。(于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