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最关键的是利益关系的和谐

    ■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

    理解和谐社会，关键是要明确其重点所在。科学发展观重点解决增长和发展模式问题，和谐社会则侧重解决当前社会的利益关系问题。当前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很多都与利益关系的失衡、失调有很大关系。和谐社会最关键的是利益关系的和谐，没有利益关系的和谐，别的无从谈起。

    社会不和谐有哪些表现？我概括为三句话：收入差距悬殊、社会结构失衡、群体间对立（断裂）意识开始形成。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日益明晰，这个方向无论如何都是要坚持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能够说市场本身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现在迫切需要有一个利益均衡的机制来和这个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但是我们尚缺乏这样一个机制。所以，关于和谐社会，我一直强调：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目前我们关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更多还是体现在政策层面，但一些政策已经成为社会博弈的结果，光靠政策而没有利益均衡的机制，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解决利益均衡最关键的是，不同的利益主体能够在一个制度的框架下进行利益博弈。这种利益博弈包括利益要求的表达。宪政体制的合法性建立在利益的合法性、不同利益主体合法性以及利益表达的合法性等基础理念之上。微观层面个人和群体的利益表达的机制与宏观的社会层面利益的协调机制，共同构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特别要强调一点，我们不能把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利益关系的失衡，仅仅看成是政策的偶然失误的结果。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应该被看作是不同利益主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出现严重失衡的结果。

    出台社会政策应把握哪些原则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唐钧

    和谐是什么？和，一个口加一个禾，禾是庄稼，就是人人有饭吃。谐，一个皆加一个言，就是人人都说话。前者是民生问题，后者是民主问题。在与民生相关的体现公民基本权利的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职责。

    以房地产为例，商品房的开发属于经济政策，而一般百姓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是社会政策。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是社会问题，应该找政府，而不是找房地产商解决。住房是一个大概念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一个百姓的基本权利问题。健康、教育都一样的。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困难群体家庭的孩子上学要找谁？不是找学校，而是找政府。政府要有一个政策把这个事情搞好。世界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与市场平行的都有一块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概念，是德国的经济学家在130多年前提出的。社会和谐是终极目标，社会政策是手段。尽管有的政策不能解决制度、机制层面的根本性问题，但可以缓和社会矛盾，如低保政策，使社会阶层之间的张力松弛一些，以利于进行下一步的深层次改革。

    制定相关社会政策时应注意以下八大原则：

    一是社会政策是天然地偏向低收入人群的。因此，向着市场或准市场方向的改革，首先要想好低收入人群怎么办。如取暖、公交。

    二是自下而上的政策，成功可能比较大。专家学者按国外经验，在办公室里弄出的政策，失败的可能性大。

    三是社会政策的实施应该是一个政策组合，而不是光靠单项政策解决问题。

    四是要听“政策用户”的声音。去年对一个城市社会保障政策进行评估，按有关政府部门定的目标，已经做得很好，但按老百姓需要，差距就很大。

    五是政府部门要与非营利组织结成伙伴关系。服务性的非营利组织对社会有利无害。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大学生就业就能多一条较宽的出路。

    六是要让基层社区实现真正的自治，社区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七是注意政策之间的关联性。如退休老人提出养老金不够用，其实主要是医疗出了问题，看病贵，如果有一个好的医疗政策，养老金的压力就能缓解。

    八是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要采取渐进的策略，要使老百姓今天比昨天过得好，明天比今天过得好。

    怎样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和谐社会

    ■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康

    财政对和谐社会的推进主要体现为公共财政的构建。我国明确提出构建公共财政始于1998年。目前，公共财政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围绕大局着力解决“三农”问题。现在，国家向农民发放“直补”，第一年全国财政支出用于粮食直补的资金不到100个亿，比起过去给农业的几百个亿来说，直补的数额并不是很大，在整个财政收入3万亿元中所占的比例也不高，可以说并不是整个财力分配上的大变化，但效果非常好。因为它是跳过所有的中间环节，直接将钱交到农户手中。农民拿到这笔钱直接感受到了公共财政的阳光，由此切实提高了种粮的积极性，促进了心理平衡和社会和谐。

    同样的道理，社会保障首先强调低保的应保尽保。在城市区域内，只要居民没有达到本地最低生活水平，差多少补多少，一定托到政府的最低保障线上。当然，这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误差，很难做到真正应吃低保的人都能及时拿到钱，而一些不用吃低保的人也可能混了进来。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政府不可能投入更多的管理成本去一一弄清，但至少托底的效果很好。

    社会分配方面，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开会，把它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去年调整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老百姓对此非常关心。低收入阶层减少的税增加了他们的基本生活支持能力，老百姓在基本生活需要层面上得到了满足，其感觉比高收入阶层减更多税来得更强烈。

    公共财政要体现出导向作用，财政收入怎么样支配更合理，怎么样更能在现阶段把支出所产生的综合效应与社会需要相对应，值得深入研究。针对一些高校要求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要求，财政部有关领导已经明确表示，今后几年要把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高等教育不太可能。而如何为类似西部牧民孩子提供一个像样的六年小学教育，是目前财政所面临的更为急切的问题。以西藏为例，据匡算，“十一五”期间光解决小学固定教学点的问题就需要60亿元，而西藏一年的财政收入仅12个亿。当然，财政的倾斜也难以一下填补上这样的大缺口。当前的矛盾凸显期也不可能将矛盾解决得干干净净，但至少要朝着缓解的方向发展，保证不要出大的问题。

    如何加强和完善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

    ■ 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丁元竹

    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在当前的突出反映。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

    公共服务是一定社会中所有成员都可以享受的物品，主要包括经济性公共服务和社会性公共服务。当前，我们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构建和谐社会，要着力发展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性公共服务。政府是责无旁贷的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主体。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就业继续处于高压状态，社会保障不完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社会事业基础设施薄弱，教育普及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精神文化生活不够丰富，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农村社会事业落后。在公共服务总量不足的情况下，社会公共服务的分配也存在失衡问题。广大困难群体不能充分享受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与高收入群体享受的社会公共服务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差，不利于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影响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

    究其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正确的社会管理理念，政府在发展领域缺位，主要表现三个方面：相当长一个时期，人们对市场和GDP过于迷信，认为经济增长会自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政府主导经济建设，政府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财力还没有用到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社会协同缺乏，公众参与不充分。

    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能力，必须以加快政府管理理念创新，完善社会发展资源管理体制为突破口。我国目前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中还带有明显的“建设财政”的特点，公共财政支出被大量用于那些本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过高。因此，必须加大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中的社会公共服务的比重。传统社会管理简单地强调社会控制和政府单一地分配社会资源，但是进入公共管理时代，政府只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社会组织与更大范围的公众一起构成不可或缺的公共管理主体。政府应该鼓励和引导民间社会的积极参与。（半月谈记者 许小丹 实习记者 王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