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国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中国经济进入了比较公认的“增长加速”增长加速时期是指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进入“增长加速”，详见钱纳里等著《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第320页。的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器更直接地表现在城市化带动上，配合着资金流向和资源配置偏向的改变，经济增长加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资金配置调整产生了加速效应。

从全球发展的历程看，结构变革，特别是伴随着非农就业增加的变革始终是发展的主线，中国的城市化带动是符合这一发展规律特征的，但在中国又显示出不同的发展路径，特别是政府干预下的城市化发展有“过快”的趋向，城市化带来的“危机因素”在不断积累，对中国经济稳定产生挑战。

一城市化改变了资金流向和资源配置偏向

自1998年以来，政府大规模投资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累积效应，最明显的标志是由工业化这一经济增长单引擎发展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引擎，城市化主导着工业化的发展，近年来的工业重化工倾向就是与城市化建设高度相关的，城市化带来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变，中国经济进入了库兹涅茨的“建设周期”(刘易斯，1987)。

目前中国总体上的城市化处在第一阶段，是进行大规模城市化投资支出的阶段，居民积累的财富构成了城市化消费的主体，购买住房、汽车和基础设施服务直接带动了经济的增长，这阶段景气来自城市化建设。“建设周期”有两大特征：一是人们开始私人购建财产；二是人口转移和聚集。建设周期第一阶段表现为由于城市投资建设和居民向城市集中及购买不动产的带动，经济处于高速增长。城市化建设周期后进入到城市化的第二阶段，即以社会保障、教育等为核心的城市人的发展阶段，服务业快速发展，中国现在处于第一阶段。

1.城市化与资金流向的转变

我国商业银行开办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始于1980年代中期，但当时消费信贷发展缓慢，到1997年底，全国消费信贷规模仅为172亿元。1998年以来，消费信贷步入了快速增长轨道，个人住房信贷是消费信贷发展的重点和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占全国贷款余额的比重为11%以上。1997、2005年消费贷款余额分别为172亿、2.2万亿元，增长了13倍。个人消费信贷随着居民消费的升级，还会持续增长很长时间，但增长势头会下降，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对比1992年的房地产热，这次是居民真实的消费需求带动的，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目前，个人消费信贷与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在新增中长期贷款中已占绝对“大头”，在新增中期贷款上，主要是用于城市化相关的住房信贷和基础设施等贷款，大中城市的调查中这一比例已经高达80%。银行资金流程的这一变化（即向个人消费信贷与基础设施领域倾斜）实际上是对银行贷款结构的一个良性调整。银行现在除了配套国债、技术改造外，基本上不提供工商企业的中长期贷款；而在中长期贷款中，占主要部分的个人消费信贷与基础设施贷款，都比国有工业企业贷款质量高。这两种贷款从现在看坏账率很低。也正是由于银行资金流程的变化，我国商业银行的坏账率出现了下降。

中国工业化的资本形成路径在传统体制下和改革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从财政来，通过财政投资到工业；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银行贷款成为产业投资的最主要来源；到90年代后期，随着金融资源配置的重心由工业化转向城市化，尽管财政担保和以短期贷款进行长期投资的行为依然有，但工业化资本形成则更多地表现在以直接投资为主，如自有资金、外资、资本市场等，中长期的工业贷款实际上下降了。

从资本形成的结构看，呈现出以下两大趋势（见表1和表2）。

表11998年以来个人消费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增长年份个人消费贷款

余额（亿元）同比增长

（%）个人住房贷款

（亿元）同比增长

（%）消费贷款余额占贷款

余额的比重（%）1997172.00—172.00—0.301998456.17265.20426.16247.67—19991396.40206.121357.71218.60—20004265.12205.443376.92148.724.320016990.2663.895597.9565.776.2200210669.252.68268.9547.718.2200315732.647.4611796.9536.719.9200420059.627.5——11.56200522055.610.4——11.34注：（1）2004、2005年没有总量数据，我们按新增进行加总得出。2004年新增了4327亿元，我们依据2003年数据进行加总，但2005年的增长的数据有一点小误差。

（2）2005年个人住房消费贷款新增了2444亿元，但汽车贷款减少了500亿元。

资料来源：人民银行历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2～2006。表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变化单位：％年份制造业房地产电力、煤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电通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198050——198534——1990366——199531161016—200015231121—20011725921—20021926918—2003232481292004252591282005272310128注：(1)2000年后的数据是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之前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数据；(2)2003年统计口径调整，单独分离了“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项目。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1）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下降。城市化是投资的主导者，1997～2006年城市化率提高了11多个百分点，而1978~1996年提高了12多个百分点。制造业为主的资本形成格局彻底发生了变化。制造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从1980年的50%下降到2000年的15%，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而城市化相关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2000年则达到了55%，可看出城市化是这一时期的投资主导者。在城市化不断推进中，2002年后，与城市化相关的制造业投资重新回升，钢铁、水泥、有色金属、交通运输和工程机械等工业应城市化发展之需快速发展，制造业投资比重显著回升，城市化相关的投资比重一直维持在50%以上，城市化是这一轮投资的主导者。

（2）消费信贷是这轮城市化发展的带动者。这轮城市化发展带动的是私人住房投资，表现在消费信贷的超高速发展，8年翻了10倍多，消费信贷从无到现在占到贷款总额的11%。消费信贷作为需求方直接拉动了城市化的住宅投资，住房消费信贷是这一城市化投资的领头羊。

1992年前，城市化的投资进展是非常缓慢的，1990年房地产投资占6%，这一阶段，房地产不是商品，基本是自给自足的单位盖房模式。1992年后房地产逐步进入了市场，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逐步加快，但也是政府投资、政府买单，房地产开发加快，出现了北海、海南房地产泡沫，城市化泡沫带动投资仅仅维持了两年，导致了大规模的银行坏账，主要原因是没有真实的私人需求带动。1997年后中央的积极财政政策也鼓励投资到基础设施，奠定了城市化的基本架构，最为重要的是同步启动了“消费信贷”，城市化与居民的真实需求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城市化发展迅速，人民住房条件得到全面的改善。

2.城市化中的资源配置

资金流向的改变，导致了资源配置偏向的改变。经济发展的两个过程是，第一阶段工业化决定城市化，第二阶段城市化独立发展拉动工业化和服务业（郭克莎，2003）。第一阶段，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成为穷国赶超的唯一手段，全国资源都要为工业化服务，工业化规模决定了居民就业和收入水平，也决定了城市化的进程。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居民的收入效应导致了城市的内在发展需求。农民工要进城，居民有钱要换房，老板要扩张工厂规模。总之，工业化的规模决定了城市化。第二阶段，城市化的新发展又开始拉动着服务业和工业化的发展，当经济增长到一定时期，城市化开始进入所谓的加速期，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加快，要素配置方式从工业化向城市化转移，城市化主导了城市服务业和工业化的进程，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工业发展的特征被很多人归纳为“新重化工”阶段，本质上就在诠释城市化拉动工业化的这一根本转变。

土地、水和空气在城市化过程中成为最为稀缺的资源，价格体系的调整是必然的。城市化作为以人为中心的空间集聚地的特征就是要求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城市服务和就业的重新配置，否则城市发展将步入畸形的发展。

重估的要素价格体现在：（1）土地。城市化将土地推向了稀缺资源评价的第一项，2004年紧缩“地根”就是从供给的角度进行的调控，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滥用耕地等土地资源补贴工业化的做法，但没有解决土地资产的价格估价和形成机制问题；（2）劳动力供给价格开始改变，不能再按“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生存成本定价了，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劳动力成本包含了更多的失业、安全等社会保障性成本，劳动力价格上升；（3）资金价格也将随着利率市场化定价；（4）自然资源保护和环保成本，以及公共物品价格都已经被重估而上升；（5）税收、地方财政返还和汇率等方面的特殊“补贴”也将在国际化中被矫正。总之，城市化和开放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的主导，价值转移的顺序必然发生重大的变化。

二政府干预下的城市化“加速”和“风险”积累

中央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和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启动了城市化景气增长周期，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性的干预加入，加速了城市化的发展。干预下“加速”的城市化在不断积累风险因素。

（一）宽松货币政策下的资产价格上涨

从2002年开始，房地产价格开始呈现了较快的增长，全国土地和房产交易价格呈现上升趋势，中心城市上涨更快。从物价上涨的数据看，低利率下的土地供给、房地产开发是有暴利的，贷款和开发的动机强烈，而购房者在存款利率低于2%的条件下也理性的选择贷款买房，而且越快越好，从这层意义上说，城市化的景气是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产物（见表3）。

表3土地、住房价格和利率年份住房用地住宅住宅租赁存款利率（%）贷款利率（%）消费物价20001.01.414.22.255.850.420012.21.98.12.255.850.720027.7421.985.31-0.8200312.45.77.51.985.311.2200411.69.42.21.985.313.9200510.38.40.52.255.581.8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6，统计出版社。

从表3可以看出：（1）土地价格上涨是最快的，也是房地产价格上涨的主导者，土地交易价格上涨必然推动住宅价格的上升。2001年后，住宅价格上涨一直落后于土地价格，土地是由政府垄断的，土地价格是由政府定好标的，再通过市场拍卖方式完成。定价权在政府手中，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核心问题在土地，土地的问题在政府。

（2）2003年开始，住宅价格上涨明显高于同期的存贷利率水平，而从2002年开始，住房价格上涨高于了同期存款利率，说明任何存钱准备购买住房者都应提前购房才是理性决策，利率政策恰似起到了强迫人们购买住房替代储蓄的效应。相应的开发商由于低利率导致他们高杠杆进行地产开发，获取了房价上涨和低利率差的收益，激励了他们大量供给。表3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全国平均数，事实上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涨幅更高，而利率则是全国统一的，因此利率的双向激励政策更强，对购房者逼得更紧，对开发商来讲利更大，形成了住房购销两旺的局面，这一局面是低利率下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

（3）房价与租赁价格无关，新世纪以来房屋租赁价格不断下跌，表明人们住宅投资收益不是为“租金”而来，很多非居住的住宅投资收益预期来自房屋价格的上涨的预期，而不是收租，房价不是靠租金定价，房产是靠自我预期的价格来诱导购买，含有了“泡沫”形成的机理。

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汇率升值预期的因素拉动着土地和房产的价格上涨，而土地价格则直接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成为吸收“热钱”的最好地方，但过快的房地产价格上涨会脱离居民的持续购买力形成“资产泡沫”。

（二）地方政府担保下的资金和景气

城市化在中央政府促进下，地方政府大幅度介入。由于存在城市化——征地——储地——出让的巨大利益机制，激励了地方政府的征地——配套——出让行为，直接加速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形成了土地——资金——基础设施——地产——政府税收的景气循环。

政府以城市化发展为名义，城市规划为工具，用比较低的价格征用商业用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再以政府担保的方式先将土地抵押融资，进行土地整治和基础设施配套，完成“七通一平”，再进行“挂牌”出让，回收资金，并且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还能获得税收收入，从而提高了政府的收入——支付能力，有利于政府进行更大规模城市化的操作。

地方政府积极低价征地、高价出让，推动房地产发展，很多政府亲自参与土地的炒作，包括很多城市进行的所谓“一江两岸”工程，政府配合过江搬家，为开发商摇旗呐喊，有的大建形象工程也是炒热地，也有的强制拆迁，增加居民需求等。城市化的发展成为地方创造政绩、增加财政收入的捷径；而房地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地方经济和就业。

有了征地权力，地方政府就可以以土地作为抵押物，大规模担保向银行借款。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重大项目贷款，均与政府担保(或政府背景)密切相关。据估计，在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中，大量的都与政府担保有关。这些担保，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无形的，有了“土地”作为潜在的抵押物和政府的收费权，银行也认为很安全，中长期贷款激增，城市化的资金是政府担保出来的。

(三)“风险因素”的累积

东亚模式的共同特点就是国家干预和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在产能过剩和大量游资冲击下，房地产部门承担了吸收资金的功能，并很容易形成一个景气周期，周期中包含着真实的需求，也包含着政府行为的扭曲，如担保、压低资金价格等因素，还与热钱的吹“泡沫”功能有关。从中国看，当前的“危险”因素已经开始累积。

（1）房地产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和居民是否有持续购买能力，如果仅仅靠价格的预期，泡沫问题就很严重了；（2）金融风险集中在银行，银行中长期集中在房地产，现在风险暴露率不断提高，国际上都给了较低的信用评级，而且有大量贷款是地方政府用信用担保，如果周期逆转，贷款回收就会成为问题，政府也是靠地担保的，会出现危机（见张晓晶、孙涛，2006）；（3）当前经济增长的最强劲动力是投资，“十一五”投资率已经超过了50%，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其持续性一直是受到怀疑，投资的带动是城市化和城市化拉动下的相关产业，而城市化发展又是政府干预下的“加速”发展，消费者持续购买能力下降，而政府一味加速，必然形成新的城市化泡沫，发展的风险加大，当前仍处在城市化景气周期中，但居民消费信贷增长逐步下降，给出了减速的信号，但政府“干预”下的土地价格仍上升过快，显示出城市化周期的不同变化倾向，增长过速的成本问题、减速和波动的风险在积累(课题组，2005)；（4）外部冲击的风险（课题组，2004；张平，2005）不断扩大，特别是资本管制的放松，外部资金流入流出的冲击将直接挑战中国的经济扭曲，并在扭曲中套利。

城市化启动了中国的“建设周期”，经济在高速平稳的增长，但这景气周期中也有政府干预城市化极强的痕迹，政府是城市化的推动者，也可能会变成引致泡沫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当前经济增长中有很多“风险”因素在累积，逐步会挑战中国的持续发展。

三宏观后果和政策选择

城市化的推进以及与之相应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将中国经济带入了新一轮的景气周期，但城市化以及资本形成过程中政府过度参与所导致的种种问题（价格扭曲、结构、效率等问题）也给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挑战。

当前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方面最突出的两大问题是：“寅吃卯粮”的增长损害了“可持续”，大量的污染、土地占用、资源（劳动力）消耗过度将加大未来发展的成本；过度的资金供给，短期内形成了需求的景气，但流动性泛滥的冲击始终是危险宏观稳定的一大因素。

为应对上述挑战，政策选择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保持增长稳定的短期货币政策选择。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提高存贷款利率，使其反映出中国经济的风险应有的资金成本，有效抑制过快的房地产的投资需求，打击资产泡沫。

逐步放松外汇管制，避免人民币过快升值。2005年中国实行了人民币千分之三的浮动区间，就是按照这一爬行速度，人民币如果只是单边升值，也可以升到很高的水平，可见，汇率改革并不在于人民币的单边升值，而在于放松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市场作用，让市场探求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恢复供求关系和国际收支平衡。让汇率窄幅波动，有利于驱赶热钱，不会因为小步提高利率而引致过大的外部压力。

（2）优化土地使用，改善财政支出结构。改变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进一步打击地产泡沫。房地产问题是地方政府行为，没有对地方政府的正向激励，就不可能实现地产调控的目标，而物业税是一个好的选择。

（3）寻求降低城市化高成本的道路。当前城市化高成本的最直接原因是多层次的政府体制，导致土地、基础设施和福利制度的非规模运营。寻求降低成本的城市化政策已经时不我待，重要的一条就是土地规划和地方政府改革，配合实现的手段就是集中，撤并乡镇，进而削减乡镇一级地方政府，形成中央、省和市三级，不但对于城市化有利，对地方、农村的财政改革也都具有战略意义。

地方政府改革，特别是县以下地方政府的全面改革将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传统体制下设立的公社和后来形成的乡镇一级政府，主要是与统购统销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其职能基本上已经消失，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乡镇政府的历史功能应该结束，这样有利于节约土地和创造有规模经济的城市；另一方面也能解决好农民负担、基层人满为患和财政破产问题。事实上，不撤销乡镇一级政府，农民问题、土地较大范围规划问题和基层财政破产问题是难于解决的（贾康、白景明，2002）。中国正面临着城市化发展的高潮期，解决好与城市化相适应的政府体制是十分重要的。

（4）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扩大非农就业。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不断转移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非农就业是良性的，否则会出现“人口漂移”，即人口从农村漂移到城市，形成城市中的农村和“贫民窟”。非农就业不仅要依靠工业化的发展，更要依靠城市化进程中服务业的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发展的规律是独立于工业发展的，城市发展的道路是服务，只有通过深化服务才能提高城市的整体竞争力，否则随着地价上升，企业的营运成本上升，产业转移是必然的。中国当前很多发达的中心城市仍然拼命地通过补贴发展“工业园区”，对提升服务业品质投入不足，这是需要扭转的偏向。

国家这几年放松了第三产业的管制，大量非公企业的投资热潮，极大地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这是非常正确的。服务业要向高附加值的方向深化发展与人力资本的提高是密不可分的，教育是服务业深化发展的关键。城市发展应加大城市发展规律的探索，而不应重复“同构的工业化”。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处在一个增长周期中，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其发展的两大引擎，资金流程的变化是有利于增长的，要通过改革逐步消除经济增长中的不稳定因素，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和非农就业的增长。

(张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