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可喜成绩，GDP增长率维持在8％以上，2002年以来还保持在9％以上（见图1）。图1我国GDP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2001年1月～2006年6月）资料来源：CEIC。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伴随着GDP的快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也高速增长，其增长率绝大部分时间都高于20%，2004年第一季度甚至高达43%。与此同时，油电煤运供应紧张，煤、油、土地、重金属价格迅速上涨，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越来越受自然资源条件的制约。

生产率衡量投入转换为产出的效率，由产出除以投入来表示，当只考虑一种投入时，可分为劳动生产率、能源生产率、资本生产率等单一要素生产率。当同时考虑多种投入时，则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虽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非常迅速，但是，资本生产率的增长一直为负，单位能耗的GDP降低幅度有限，能源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非常明显，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靠资本与能源等要素的高投入来维持的特征非常明显（见图2）。

图2我国单一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变动情况

从长期来看，依赖于高投入的经济快速增长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克鲁格曼在考察了亚洲国家发展模式之后，曾论断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并不是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由于生产要素边际回报递减，克鲁格曼认为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中国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必须加强生产率的研究，并采取有力措施提高生产率。

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测度

我们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运用贝叶斯-蒙特卡罗-马尔可夫（MCMC）方法对我国1978～2005年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研究。

（一）模型设定

模型设定如下：lnyt=a0+att+ak1lnkt+al1lnlt+12akkln2kt

+12allln2lt-akllnktlnlt+ut（1）由规模报酬不变以及资本与劳动力投入对称，得到约束等式：ak1+al1=1

akl=akk=all（2）在式（1）中，分别对lnk，lnl求导得到：

资本的产出弹性：lnytlnkt=ak1-akllnl+akklnkt完全竞争资本分配份额Δratiok，t劳动的产出弹性：lnytlnlt=al1-alllnk+alllnlt完全竞争劳动分配份额Δratiol，t与C-D函数不同，这里的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都不是常数，分别受劳动与资本投入影响。

TFP增长率可表示为：lnTFPt-lnTFPt-1=lnyt-lnyt-1-(ratiok，t+ratiok，t-1)(lnkt-lnkt-1)/2

-(ratiol,t+ratiol,t-1)(lnlt-lnlt-1)/2（3）（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的数据样本区间为1978～2005年。国家统计局对2004年的中国经济作了较为全面的经济普查，并相应调整了1992年以来的GDP数据，本文采用调整后的GDP增长率数据，并以1978年为基期，利用GDP增长率数据来计算实际GDP数据，就业数据来自CEIC，资本存量数据依据郭庆旺、贾俊雪（2005）得到。

（三）估计结果

我们用MCMC方法进行估计，取平均值，得到最后结果：lnyt=-1.102+0.1111t+0.2519lnlt+0.7481lnkt+0.07245ln2kt

+0.07245ln2lt-0.1449lnktlnlt（4）结合式（3）、式（4），我们得到TFP增长率，1978～2005年期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1.9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20.89%。TFP增长率变动详见图3。

图3TFP增长率变化图

由图3可看出，从2001年开始，GDP增长率与TFP增长率走势出现一定分离，TFP增长率并没有紧密伴随GDP增长率增加而增加。2001～2005年期间，TFP增长率平均为1.14％，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只有12％左右。这就表明，本轮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入，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我们必须对这种趋势有所警惕，加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感。在日常经济工作过程中，注重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减少对投资的依赖。

三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偏低的影响

与西方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0%以上相比，我国20％左右的贡献率是较低的，2001年以来12％左右的贡献率显然更低。事实上，以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经济快速增长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最大特点，而最近五年更加明显，这不得不令我们重新审视这种增长方式的利弊。我们认为这种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除了短期内能快速提高我国GDP增长率之外，从长远看有很多不利之处。

（一）必然会导致人们收入差距扩大

依据生产函数理论，一个生产过程需要资本与劳动力的投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直比较高，而就业增加缓慢，依据式（4），我国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分配份额是不断增加的。所以最终生产成果会更多地流向这些资本的拥有者，而不是广大劳动者。而且随着经济增长，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资本也加速向具有资本优势的拥有者集中，这样势必会加速收入差距扩大。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增长这么快，而中低收入者没有感到多大受益的原因。

（二）以牺牲当前消费为代价，不符合人本理念，不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事实上，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是以我国的高储蓄率为支撑的，在高储蓄率背后，是以牺牲人们当前消费为代价的。这本身就不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表现为牺牲上一代人的消费，为下一代人谋福利，受此影响，下一代人常缺乏开拓精神，长此以往，也不利于民族发展。

（三）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更多地投向见效快的制造业，而对服务业的投入较少。这直接导致我国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快于服务业的增长速度，这也是我国服务业比重严重偏低的重要原因。在市场经济下，又不能强加条件把投资转向服务业。

（四）不利于我国进一步的开放，也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受压的根本原因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特别是进入2006年以来，贸易顺差不断创历史纪录（见图4）。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上不断受到反倾销调查，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加大，我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不断遇到障碍。

图4我国贸易顺差变动图资料来源：CEIC。

我们认为，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一方面有贸易形式、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提高等各方面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是国内投资与消费的长期失衡。由于国内居民消费意愿不强，不得不通过外部需求来消化，近年来急剧增加的贸易顺差正是对前几年高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带来的过多产能的一种消化。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可能采用低价的竞争策略，这也能部分说明为什么中国出口商品频频遭遇各种反倾销调查。

关于人民币升值压力，我们认为问题不在于人民币本身，而在于往年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根据巴拉萨-萨缪尔逊假说，两国贸易与非贸易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别，使得后起国家的币值会有升值压力，这其中，劳动力工资提高导致的总体价格水平上升起了关键作用。对于我国来说，表面上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事实上，资本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上面已经提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并不高。我国生产成果更多地流向资本持有者，而不是劳动者，劳动力的工资也未见大幅增加，总体价格水平也未见快速上扬。所以我们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民币升值潜力并不大。

（五）通过投资高增长，而不是通过生产率提高，所取得的国际经济地位会比较脆弱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但是，我们认为目前的国际地位比较脆弱，远没有通过生产率提高而取得的经济地位来得扎实。首先，我国TFP增长率并不高，很多核心技术没有掌握，更多地是以价格打天下，付出多，收获少。其次，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高速增长的投资来维持，投资的高速增长随时有下降的可能。而且，消化国内过多产能，总会达到一个极限。第三，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融入全球经济，由于没有生产率的提高作后盾，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依赖也越来越大，面临的风险也越大。以石油需求为例，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能耗增加，我国石油日均总需求从2002年的502.25万桶增加到2003年的557.6万桶、2004年的643.33万桶，涨幅分别达11.02％、15.38％，占世界2003、2004年石油总需求增加量的36.02％、29.53%，约占1/3左右。一方面，我国的石油需求对世界石油需求举足轻重，另一方面，我们也面临着巨大的石油价格风险，而中国抵抗这类市场风险的能力是很弱的。

四政 策 建 议

从长期来看，为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我们一定要加快转变目前这种靠投资的高增长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增长方式，减轻投资与消费的失衡程度，树立并强化依赖于生产率提高的经济增长意识。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坚持以生产率的提高来指导经济发展全局，而不是仅以GDP增长率作为评价的唯一指标中共中央于2005年10月11日通过的关于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时，要坚持6个原则，即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我们认为这里涉及一个核心概念即生产率概念。只有生产率提高，以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经济才会平稳较快发展，才能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成功，才能说自主创新能力有很大提高，才能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与此同时，全要素生产率是理解城乡区域间经济增长差异的钥匙，加强城乡区域间生产率差异的研究，能使我们更好地采取措施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所以我们认为必须坚持以生产率的提高来指导经济发展全局，而不是其他。事实上，当前以降低能耗作为评价指标是贯彻以生产率的提高来指导经济发展这一思路的一种表现。

（二）央行应尽早启用利率手段，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依据凯恩斯经济波动理论，如果资本边际回报率大于资金成本（利率），那么投资就会增加。考虑到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的现实，以及现有的低水平利率，我们建议央行考虑尽早启用利率手段，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一方面，这可发挥资金成本对投资项目的筛选功能，降低投资增长速度，提高项目的整体效益，夯实整体经济效益基础，同时采取消费信贷等鼓励措施促进消费，减少投资与消费的失衡程度。另一方面，在经济繁荣时提高利率，可为经济形势恶化时降低利率提供下调空间，避免陷入零利率泥潭。

（三）仍然采用谨慎的汇率政策

鉴于近几年来投资高速增长积累起来的过多产能，在农村市场尚未启动、当前国内消费市场有限的情况下，我们仍然需要国外市场来消化。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缺乏生产率提高基础，所以对于汇率，我们建议仍然采用目前这种谨慎作法，为宏观经济方面主动调整投资消费结构创造宝贵的时间。同时，注意防止出现逐步升值后再急剧贬值的现象。

（四）优化税率结构，加大对教育与科研的投入

在财政政策方面，充分发挥税率的调整作用，以缩小收入差距与鼓励消费为着力点，不断优化税率结构。在一些不鼓励的、效率较低的投资领域，要采取高税收政策。充分发挥好中央与地方的转移支付功能，加大对教育与科研的投入。采取专项鼓励措施，引导高新技术企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05。

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

秦宛顺、钱士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问题实证研究》，工作论文，2006。

（秦宛顺 钱士春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