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现代化之路伴随着发展经济的种种努力，而制度性建设相对落后，最终导致经济建设的成果遭到滞后制度的毁灭性打击。这其中，从晚清开始的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的努力则屡兴屡废，正如李约瑟所说，中国的变化“靠抽税而转移”，也就是随公共财政的模式而转移。

值此政府2007年预算与2006年决算提交全国人大表决之际，有三则新闻见诸媒体:一是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发言对政府行政管理费用快速增长、行政开支浪费严重提出批评；二是国家财政“看门狗”审计长李金华表示，国务院正在制订“楼堂管所”管理办法，还将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以遏制官员滥用公款；三是财政部金融司政府贷款二处原处长邢晓明，日前被法院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这是继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徐放鸣被判刑之后，财政部又一名落马官员。

三则新闻从正反两面，提示了我国目前公共财政体制还存在着严重不完善之处。政府行政管理费用长期居高不下饱受诟病——从1986年到2005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增至498元，增长23倍，而同期人均GDP增长14.6倍，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增长12.3和12.7倍。正因为制约乏力，只能用诉之于强制性的行政管理办法，审计署的责任因此又加重一层。但审计署只是提供审计信息的政府机构，没有相关政府机构与法律部门跟进约束，审计署的严格审计同样会异化为政府资源的浪费。

窥行政管理费用居高不下之斑，可见公共财政体系之全豹，预决算的审核流于软约束，千万财政拨款取决于某些官员一支笔，民众既无从得知哪些是随着政府管理功能的增强必须支付的行政成本，哪些属于资源浪费，当然无从有效监督。财政部主管金融与政府贷款审批的官员落马，恰恰说明财政部官员位过高权过重，政府对公共财政的使用自由裁量权过大。

事实上，目前我国公共财政体系存在两大核心问题:不科学与不民主。

所谓不科学，集中体现在流于人大监督之外的预算外收支愈演愈烈，预决算案过于粗疏，拨款项目在今年以前没有按功能大类区分，不能区分人与事的费用，人大代表事实上无法对于具体收支情况进行负责任的审核，进行政府拨款项目的成本——效益核算更是无从谈起。更进一步说，即便预决算按照教育、卫生等功能分类，政府如何拨款，每年拨款几何才能达到成效最大化，更是科学决策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科学性付之阙如，纳税人的钱只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因此以高昂的成本收获低效的公共服务与公共建设项目，并不出人意外。

所谓不民主，不仅体现在政府预决算项目关门立项，项目成效如何无人问责，更体现在预决算的审核过程中:全国人大有财经委员会，但很多政府立项却并未经过专业委员的反复辩难，在科学性与合理性上反复考核，人大代表对预决算案举手表决时，事实上很难对财政支出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做到心中有数。两周会期，时间匆促，国家决策事无巨细都要讨论，预决算案还过于粗疏，从实际操作上代表不可能提出切中肯綮的建议。惟一的办法是将人大的监督功能常效化，专业委员日常行使建议、问责之权，并将决策者与问责者的信息及时公之于众。冯培恩提出的修订《预算法》、《国家金库条例》、预算会计制度等，增强预算的刚性约束，把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政府预算控制，也不失为治本良策之一。

公共财政的科学与民主互相生发，一个民主的财政体制会逼迫预决算日渐科学，而一个科学的财政政策便于决策的民主，最终走向公共财政的廉洁与高效。

我国建立公共财政的努力伴随追寻现代化过程的始终，但百余年来的公共财政体制迟迟难以建成，经济实力不强与政府对财政的任意干预均难脱干系。当下我国经济实力飞跃为世所瞩目，完善公共财政体制适逢其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有言，“竞争中的民族国家，成败的关键在于统治者面临财政压力时采取的政策不同”，一个科学的、民主的、有效的公共财政背后，一定是一个科学的、民主的、富强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