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日下午举行的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冯培恩委员发言时指出，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到498元，增长23倍，明显快于人均GDP和财政收支的增长速度。中国行政管理费用超常规增长与政府浪费现象有关。　　 　　 　　

关于行政成本以及公款吃喝和浪费问题，其实一直是这些年来两会的一个焦点问题。虽然坊间对于这个顽症已经有“审丑疲劳之感”，但是冯培恩委员给我们列出的这组数字，却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直面这个问题。很显然，在蛋糕大小一定的情况下，行政费用的超常规增长就意味着其对公共财政其他开支尤其是公共资源开支的挤占，两者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去年7月5日《中国青年报》曾报道，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国家仍缺乏兜底儿的东西。　　 　　 　　

一个是由20.5元到498元，增长23倍，一个是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两相对比，其中蕴涵的意味跃然纸上。这也就意味着，一方面是GDP的一路飙升，另一方面公众却无法从这一路飙升的GDP增长中享受福利，从而出现工资收入缓慢增长，居民生存成本节节攀高，房价、教育成本以及医疗费用的不堪重负，贫困生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公共产品投入不足以及社会整体保障水平停滞不前等现实景况，并从而陷入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陷阱。　　 　　 　　

更为重要的是，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相当于吃掉一个三峡工程；每年公车消费3000亿元，占财政收入的13％；党政干部公费出国考察一年2000亿元等这一系列的数字以及人均负担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的不断翻番的枯燥数字，将使公众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使公众对此颇有怨言。而公款吃喝、行政管理费用等话题几乎每年都能成为两会的热点话题而被热炒，其实就是最好的例证。　　 　　 　　

好像是与“中国人均负担行政费用20年增长23倍”的消息相呼应，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反腐的一项措施，国家将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规范官员的各类在职消费。这个标准尚雾里看花，但是相信肯定会对人均行政管理费用的“减负”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笔者认为，在没有整体推进和公民权利改善的情况下，或者说在公款吃喝等消费尚不能完全杜绝的情况下，职务消费标准很可能如同一些地方的车改一样，成为一项新的“福利”，成为按职位高低和级别大小来享受所谓“职务消费”的盛筵。这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前车之鉴。　　 　　 　　

所以，笔者认为，“中国人均负担行政费用20年增长23倍”所折射出的，从表面上看是一个职务消费及其标准的规范问题，但在根本上是一个社会公正和改善公民权利贫困问题。社会学家姚洋，将社会公正分为四个层次：基本权利的平等分配、基本物品的平均分配、效率原则以及国家的善意。所谓国家的善意，是在各种利益冲突面前保持中立的中性国家，是以公共福利最大化为其效用函数的国家，是能够洞察公共事务的性质并能够充分解决公共事务问题的国家。显然，只有有了这种国家的善意也就是力争实现社会公正，能真正以公共福利最大化为其效用函数，行政费用增长23倍与民生投入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两者才会出现一个与当前完全相反的“此消彼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