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秋风

很多人留恋高考制度，并且以公平的名义提出种种要求，比如，要求进行真正意义的全国统考，要求取消大学自主招生，从而确保高考的公平。但是，这种高度形式化的公平，其实根本不是公平。

即便从技术层面看，科举式高考制度也有太多不公平之处：

其一，考虑到学生的多样性，考虑到社会需求之多元性，高考的单一标准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为了维持一人之下的形式公平，科举制度总是尽可能地缩小考试的范围，比如考察作诗能力，写八股文的能力，或者计算数学题的能力，或者能八股式做文章的能力。如此单一的标准，对于具有其他才能——而这些才能可能对于社会的正常运转十分必要、十分重要——的考生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其二，考虑到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全国统考对于很多地方的考生来说是不公平的。现在很多人指责北京、上海等地录取名额较多，问题是，这些地方的学生由于其有机会接触大量其他知识，见多识广，因而，他们未来进入社会中获得成功的机会很可能本来就比较大，也就是说，综合地看，他们很可能确实更为优秀。而在单一依赖技艺的书本知识考核中，他们的那些知识、机能却发挥不出来，高考对他们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其三，用同一个标准录取学生，对某些大学极不公平。学校既然在培养满足社会不同需要的劳动力，则显然需要在招收学生时就有针对性进行考核，但目前的高考却用统一的标准，考核即将进入不同类型学校的学生，这大大妨碍了大学的多样化，及教育内部的分工。

当然，更大的问题在于，很多人所向往的科举式公平，乃是由一个权力中心居高临下地制造出来的公平，要实现这种公平，必须强化该权力中心的绝对地位。比如，恢复全国统考就意味着，所有的中学都按照教育部钦定的教材统一教授“正确的”知识。这种统考意味着权力对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对知识的传播、对考生的心灵的全面控制。这是一种公平的精神奴役制度。

确实，在一个单一中心的治理秩序中，科举式高考形式上是公平的，任何人只要通过了单一标准的考核，就可以享有特权。问题就在于，这种公平的对象是特权。科举式高考只不过是极少数人在权力主宰一切的体制中获得特权的途径而已。正是这种分配功能，导致人们将高考神化，并且非常在意其形式上的公平，整个社会都染上了一种形式公平癖。但是，这种旨在分配特权的形式化公平根本就不是公平。

确实，中国人在现实中看到无数不公平和特权，于是，科举考试的形式化公平就成为公平的唯一寄托。吊诡的是，科举制度所服务的那套以行政权力为唯一中心的治理体系，人为地制造出特权者与无权者的绝对不公平。这些呼声等于让高考制度再次向科举制度回归，从而巩固不公平的特权制度本身。如果人们真的热爱公平，那就应当去改变特权制度本身，而不是用一片薄纸遮住自己的眼睛，用一个虚幻的公平来欺骗自己。

以私人企业为基础的市场体制、以民众控制与监督权力为基础的民主制度、表现为商人自治、地方自治、大学自治等方面的自治，正在冲击原有的依靠权力维系的不公平制度。因为这个多中心秩序的发育，为人们开放出更多机会，因而这是一个趋向公平的过程。

伴随这一社会结构的变化，高考制度本身也正在经历“去科举化”的过程。高校扩招后大学生的严重失业也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它向所有学生、家长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大学录取通知书已经不再是分享特权的入门券了。这将使家长、学生们不再神化高考。

在另一侧，由于高考与干部补充、与国有部门劳动力供应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微弱，权力对高考、对大学的控制也会趋向松动。既然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要进入市场，要在非政府部门就业，那政府还有何理由垄断大学入学考试？整个考试体系或许可以逐渐从权力的紧密控制中解放出来。一旦打破了国家对大学录取的垄断，大学本身也必然趋向多样化，自由的精神由大学向基础教育体系扩散，那时，整个教育体系或许才会真正地进行有效的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当然，换一个角度看，打破科举传统，不仅会解放教育、知识，更能助推社会趋向多中心治理秩序。显然，科举式高考会使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仍然沉浸于对科举红利的期待中，一心追求干部的特权，这样的毕业生自然是妨碍社会演进的反动力量，为了博回应付科举式高考的高额付出，一旦有机会就会疯狂地进行掠夺和压迫，从大学生热衷当城管，以滥用权力为乐，可以窥见科举式高考扭曲大学生心灵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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