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瀛洲

尽管找不到一条法律规定不允许，但如果让西湖边岳坟内长跪数百年的秦桧站起，岳飞跪下，肯定会遭到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唾弃与臭骂。

同理，尽管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酒吧内演出不可以随意模仿已故国家领导人的言行举止。新一代年轻人可能还能够接受这种表演，但对类似表演，不排除有观众会斥之为“精神垃圾”，是“恶搞”（详见昨日本报A11《扮领袖恶搞竟无“法”管》一文）。老实说，这起“恶搞”再次说明，许多人会滥用这种权利：法律不禁止就是允许。也因此，近年来的中国，才会冒出这样那样的“恶搞”现象。

在中国，传统的江湖豪气，稍加放恣，就很容易衍变成为痞子文化、厚黑主义、玩世不恭――最典型的就是那句“我是流氓我怕谁”。在《流氓的盛宴》一书中，近年来蜚声海内外的文化学者朱大可认为，当今中国正面临一个流氓社会重新苏醒、发育和走向高潮的时代。层出不穷的“恶搞”现象证明了这一判断。

互联网的兴起，让各类“恶搞”有了用武之地。网民身份的匿名性特点，在让网民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表达空前自由的同时，随之而来的却是各种让人瞠目结舌、千奇百怪的“恶搞”现象。正如有论者指出，中国网民在网络上粗暴地说脏话、用脏字，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成为全球之最，也成为全球唯一。

以酒吧、餐馆、商场等为代表的世俗消费场所，也是各类“恶搞”现象的发源地和主要阵地。还记得近年来各地冒出的什么“美女人体盛宴”、“西门豪宴”、“人乳宴”吗？还记得某些酒家为了吸引“眼球”、“人气”，竟然让服务员扮演“皇军”迎客的新闻吗？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的痞子文化，再到后来对红色经典一次次的亵渎，再到一部部“戏说”充斥屏幕，它们都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在中国，“恶搞”文化有着怎样的深厚的民间根基。

或曰，多些“恶搞”，可能有助于改善、培养国人的幽默感。不错，有些“恶搞”可能确实让人看后为之莞尔一笑，比如一度流行甚广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但问题在于，这个“度”到底如何把握？

或曰，这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对“恶搞”现象，大可宽容对待之，不可太认真，只要不违法就无所谓。事实上，我怀疑，单纯依靠立法能解决吗？只怕按下葫芦起了瓢。

据说，酒吧模仿已故国家领导人的言行举止演出，因为媒体的曝光，最后惊动了有关部门，最后以演出报批内容与实际不符以及表演者无演出证而被查处。问题在于，即或是报批之时，找不到一个条文说不能禁止类似的演出，表演者又具备正规的演出资格证，是否我们就能让这类“恶搞”表演走上公众舞台呢？关键在于，要在社会上减少此类“恶搞”现象，必须付诸诸如经营者的良知和对特定的习俗、国情的尊重，乃至以媒体舆论为代表的社会监督与谴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