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阿波罗登月之时，探月就成为世界政治的一部分，而中国则将在今年为这一政治事件补上新的篇章。

1969年7月20日，美东夏令时16时11分，“阿波罗11号”飞船的月球着陆舱“小鹰号”(Eagle)完成了所有检测程序，正在接近月球表面。在这短暂的等待中，休斯敦的地面指挥中心开始向宇航员柯林斯介绍媒体对人类历史上首次登月的报道。

“在今天各大媒体有关阿波罗登月的头条报道中，有一条要求你注意寻找一位美丽的女士和她的宠物，一只可爱的兔子。中国的一则古老传说中，一位叫嫦娥的姑娘在4000年前就已经从地球飞向了月球，从那以后就一直生活在那里——她唯一的伴侣是只兔子，这只兔子的名字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应该不难发现，这只兔子很大，而且住在一棵月桂树下。”

柯林斯笑了，紧张的情绪略有放松，回答道：“好吧，我会找找看这位兔子姑娘。”

这一画面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转播给全美，乃至全世界的公众，对于当时绝大多数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听说“嫦娥奔月”的美丽传说。

从一开始，人类的探月计划就与先民们的神话故事紧密相联。美国的载人探月计划被命名为“阿波罗”-古希腊的传说中，这位太阳神驾驶着天马拉的战车踏过天际。他们所使用的运载火箭被称为“土星5号”——“土星”这个单词，就是希腊神话中农神的名字。日本将自己的探月飞行器命名为“夜姬”(Naguya)，这是日本的月之女神。

因此，当中国人自己准备进行月球探测时，这一计划被毫无悬念地命名为“嫦娥工程”。探月工程的总指挥栾恩杰告诉记者，用神话来命名航天工程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嫦娥奔月”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流传最为广泛的美丽神话。可以说，“嫦娥奔月”具体地体现出中华民族文明始祖的聪明才智和创新思维，寄托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试图飞天登月、征服太空的梦想。以“嫦娥”命名中国登月工程可以赋予它更多的历史内涵和人文气息，一听就知道是中国的，这对海内外华人会有很强的号召力，表明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工程。

尽管阿姆斯特朗在登上月球时骄傲地宣称：“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我们为和平而来。” 但“登月”，这一人类的终极探险工程，这一现代“奇迹”，从一开始就与民族自信心，与政治密不可分。

探月与政治

1965年3月18日，阿列克赛·列昂诺夫乘坐“上升二号”升空并完成了首次太空行走。这个计划几乎失败，列昂诺夫差点没有返回太空舱，随后因为反冲火箭点火的问题，返回舱的落地点偏离目标1600公里之多。

从1957年太空竞赛开始，苏联人就一直领先，赫鲁晓夫正是用苏联航天的巨大成就向世人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义政治的优越性。

为保证苏联科学的领先地位，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二十大时，首次将有关科学技术列入国家发展规划。在这一阶段，苏共中央全会的议事日程上总是列有科技发展问题。

在那里，航天技术得到国家的重点支持，承担重点课题的科研机构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国内外第一流的设备、装置、仪表、试剂及科学研究必需的专用设备。

另一方面，很多遭到迫害的科学家也因为赫鲁晓夫的“拨乱反正”而解放出来，科学家的政治地位迅速得到提高。著名火箭专家科罗廖夫从劳改营获释后，因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绝对信任，立即投入了火箭与飞船的研究。

科罗廖夫后来成了人造地球卫星、地球物理火箭和载人宇宙飞船的总设计师，随时能直接谒见赫鲁晓夫，并能经常参加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科罗廖夫领导下，一大批空间科技方面的精英被组织起来。政府对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了多种特殊形式的奖励，特别是颁发奖章和勋章-在一个以政治地位评价个人价值的国家里，奖章和勋章是官方评价的一种标志。

而此时，美国总统肯尼迪和副总统约翰逊开始策划一个能够吸引公众注意力，并一举改变美国在太空竞赛中落后局面的计划。

1961年4月29日，纳粹火箭专家，后来为NASA工作的冯·布劳恩写信给副总统约翰逊。他表示，美国要想在太空竞赛中击败苏联人，最佳的办法就是派人登陆月球。根据布劳恩的估计，在如此巨大的系统工程中，基础工业和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苏联将输给美国，而实现“最终击败苏联人”的时间，就是1968年或196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