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载持续热读，路遥过时了吗？

路遥以朴实语言铸造俗事的人生，以平凡的叙事锻造出高尚的精神世界。15年后，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依然是能让年轻一代读者心头一热的名字。

在近年某家青年报的一项调查中，《人生》《平凡的世界》被选为影响当代大学生最大的小说前三名。15年来，《平凡的世界》长销不衰，《人生》魅力不减，路遥死后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从陕西走出的年轻作家到地产商潘石屹，再到千千万万从底层奋斗上来的年轻人，无不因路遥的小说而热泪盈眶。

然而路遥身后的15年里，文学评论界对路遥文学成就的评价并非全盘褒扬。有人将路遥的小说比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中国版，将其视作励志读物：有人将路遥与沈从文、孙犁等乡土作家对比发现，不仅专门研究路遥的学者著述不多，就连很多大学里的现当代文学课堂上也将路遥一笔带过；更有人干脆将路遥归为一位文学观念滞后、创作方法陈旧的“落伍”作家。

其实，路遥生前就已注意到诸如此类的诟病，他对此有过深刻地思考。路遥认为，对比十九世纪俄国和法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程度，中国的现实主义创作还远未成熟。在这样的前提下，一味模仿新文学流派和“洋东西”，生吞活剥的引进注定没有前途。因此路遥态度决绝地坚持自己的平实风格，他曾经颇为激动地表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如果我的作品中哪怕出现一行某某某那样的文字，我都要坚决地把它划掉。”

路遥身后的15年，面对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风格的新乡土文学屡出不穷，有人发问：路遥过时了吗？对此，文学评论家李建军认为，正是在“先锋文学”的狂风横扫一切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路遥，他坚定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形单影只，没有被来势汹涌的浪潮“裹挟而去”，由此获得了真正的成功。

深刻的“苦难”标签，坚守还是摒弃？

路遥生于苦难，在苦难中用文学炼成灵魂之歌，但他一生的命运没能改变贫穷的主题：生前，他获得“茅盾文学奖”时去北京领奖的路费是借的；死后，他为患有家族遗传病的家人、年迈体衰的老母亲、百般牵挂的妻女，只留下了一个1万元的存折和近1万元的债单。

为纪念路遥逝世15周年，《陕西日报》连续报道了路遥家人患肝硬化重病缠身，却因经济拮据使治疗陷入困境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路遥家人的关注，贾平凹等人带头为路遥家人捐款。与此同时，路遥身后，一批坚守清贫的作家开始浮现于人们眼前：残疾作家贺绪林在几乎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卧床写作30年；另外一批“陕北流浪作家”或贫困、或游走、或沉寂不知去向……

联系2006年的沈阳作家洪峰乞讨事件，路遥逝世15周年之际，令人们想到“文人固穷”这句老话，一个老问题被重新提起：文学不该是清贫的事业吗？与此形成鲜明比对的是，新世纪文坛的种种浮躁之气：作家经商热、“触电”热、改编热的风潮之下，巨制佳作鲜见，一些作家不知不觉赚到盆满钵满，千万元身价作家涌现，文学也面临着沦为恶俗的危险，作家似乎已变成与名利紧密挂钩的职业。

路遥身后的15年，有人不禁提出了这样的假想：当初对文学有着宗教般虔诚态度的路遥如果活在当下，会是怎样？曾任《长安》杂志主编的作家子页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假如路遥活着，他一定去旅行。”

对于路遥式的清贫，该坚持还是摒弃？这样的问题在陕西作家圈内展开疾声呼吁。著名作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陈彦认为，目前作家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是物欲世界对作家精神世界的围追堵截，如果自身站立不稳，既渴慕着精神的不朽，又瞻前顾后地寻觅着与市场的短兵相接，那么最终容易把作品搞得非驴非马。

对于一些作家也应该学会面对市场的观点。青年作家黄海的观点颇为尖锐，他认为，作家在创作中面临的困境远比生活中面临的困境要大，它是生活所不能克服的，它越来越多地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比如文化、体制、经济等。作家创作的任务不是去克服这些问题，更不是去解决这些问题，恰恰相反，它是让作家把这些生活中面临的困境和焦虑带进思想的迷宫。“卡夫卡、博尔赫斯、福克纳他们克服自己写作中的困境了吗？很显然，他们的作品告诉了我们答案——他们没有。为什么我们中国式作家的作品总是要克服自己所遭遇的困境呢？这是个伪命题。”

年轻作家转向都市写作，路遥遭后辈背离？

在路遥的创作感悟里，有过这样一段自白：“我在稿纸上的劳动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这劳动就是平凡的劳动，而不应该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觉；由此你写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这平凡世界中的一员，而不是高人一等……”

在路遥的创作视野里，有过这样一个判断：“我国不幸的农村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毫无疑问，广大的落后农村是中国迈向未来的沉重负担。”

时至今日，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白描回忆起当年的这位老友，掩不住唏嘘：“我还记得许多年以前，路遥跟我两人赤脚走到了西安最繁华的地区——钟楼。走到钟楼时，路遥的情绪突然没有了。他想起了陕北那些受苦的老百姓，情绪完全败坏了。无论走到大城市的哪个繁华的地段，路遥都忘不了在受苦的老百姓。”

源自对乡土、对农民深切的爱，路遥甘用生命最后的年华，钻煤矿、下农村、居陋室，撰写出一部沉甸甸的、反映1975－1985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变化的长篇巨制《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墓碑上，深情地刻着两行金色的大字——“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

路遥身后的15年，“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低龄写作军团”等商业化写作屡现，一向素以朴实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为特色的陕西作家群体也开始出现了“面临断代”的自省式疾呼。眼下，更多70、80后陕西作家开始远离乡土，描摹私人、描摹都市，这令一直守望、关注陕西文学的不少人大呼失望：难道从第一代柳青到第二代的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陕西作家所开拓的深沉生活体验、广袤文学格局、超拔文学人格，即将走到终结？

对此，陕西作家李星认为，随着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人们的价值观也多元化了，面对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现象，陕西作家不能只是埋头写悲惨的生活、写苦难。“农民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已经完全不是过去那种了，劳资关系变化了，比如保姆现在很难雇到了，反映出劳动成本上升，这也是全球化带给中国最底层劳动者的影响，这些，我们作家不能不看到！”

对此，白烨认为，现在文学创作环境已大不一样了，干扰作家的因素很多，第三代陕西作家基本上没有出现特别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也是中国文坛当下的普遍问题。“这其实不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时代问题。”